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海楚简《诗经》篇名的正字问题

上海楚简《孔子诗论》中的《诗经》篇名用字与《诗经》通行本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裳裳者华》等篇名的分析,指出通行本《诗经》的有关篇名用字为正字。在出土文献的整理中不宜轻易改动传世文献。     

我国上古诗、乐、舞关系考论

我国上古诗、乐、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古代乐舞彩陶纹饰和原始岩画、现代原始民族的田野考察、先秦的出土乐器、先秦乐器的音程关系、甲骨文等研究资料，并结合传统文献，可以进一步确定，在我国上古时期诗、乐、舞三者是密切结合，浑然一体的，这一传传统直到周代仍然沿存，并在《诗经》文本中有所反映。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阜阳汉简《诗经》年代考辨

汉简《诗经》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汉墓,学术界认定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时间为文帝中期。文章全面考察出土器物和器物铭文,对比分析汉代相关制度与文献记载,发现旧说与出土的半两钱等器物及大量铭文不合,出土器物与铭文证明墓主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汉简《诗经》抄写于景帝前期。     

《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春秋前期已流传到楚国，许多楚国贵族通晓《诗经》，并能够在各种公共场合熟练地赋诗言志，引诗说理。近年来，新面世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材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楚人解读《诗经》的方式及取得的重要成果。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诗经》与孔子的诗学思想

《论语》和《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过去人们多有论述,但仅限于一般的引《诗》用《诗》,所以,相对表面化。本文全面考察《论语》引《诗》用《诗》情况,重点在于暗引部分,以揭示出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及其儒家诗教的渊源。     

就《诗经》的编者及入乐答杨先生

文章针对杨旭升文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辩驳。其一，“季札观乐”的真实性不能抹杀，孔子之前《诗经》确已结集，而《诗经》中可能系由孔子增入的周平王以后的作品，不及全书八分之一，因此只能称孔子为《诗经》的补编者而不是主编者。其二，众多文献记载表明《诗经》全为乐歌，《诗》乐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而非“自构的理念”。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所载典礼仪式乐章考论

《诗经》中的典礼仪式乐歌 ,一指祭祖仪式乐歌 ,二指应用于燕乐、乡乐、大射诸礼中的乐歌。本文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诸种乐歌形态做了细致的分析 ,认为《诗经》的编排明显受到典礼仪式的影响 ,诗乐礼有先后之别而统一于仪式之中 ,典礼仪式具有宗教、伦理和艺术表现诸种功能     

中国艺术歌曲源起与发展特征

艺术歌曲是西乐东渐的产物,迄今在我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一音乐体裁具有精致的结构、美妙的旋律、鲜活的音乐形象及富有灵性的音乐语言与诗歌语言浑然于一体等特点.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也经历了从借鉴、模仿到融会贯通,从摸索、总结到实践创新的发展历程,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与强烈的时代性等特征.     

趣味深长话雷歌

雷歌是流传在雷州半岛的地方民歌．在雷州半岛影响极其深远。其内容丰富多彩。是反映雷州风土人情最全面的艺术瑰宝,情趣盎然,精妙绝伦．如牧童歌中的童趣、颠倒歌中的意趣、讽刺歌中的辣趣、艺术手法中的妙趣等。     

炎陵民歌内容美简论

炎陵民歌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具体可以分为“革命民歌”“劳动民歌”“风俗民歌”“苦难民歌”“爱情民歌”和“处世民歌”6类。这些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歌歌词,呈现出情感真挚、朴实自然、爱憎分明的审美特点。炎陵民歌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由此而呈现的审美特点,是我们了解炎陵历史、社会和生活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川西康区主要藏族民间世俗性歌舞研究

康巴人民能歌善舞,歌舞伴随着康巴藏民族历史的发展.在康巴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流布着种类繁多的歌舞音乐.川西康区藏族民间世俗性歌舞主要有"卓"、"谐"、"夏卓"、"热巴"四大类.本文就这些歌舞的缘源、流布区域及风格特点进行了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巴藏族民间世俗性歌舞所积淀的厚重的民族文化,以及折射出的浓郁的民族风情.     

论元初散曲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散曲是金元时期兴起于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新型乐歌 ,其所依托的音乐体系是以先后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为主干 ,并吸收、熔铸唐宋燕乐及其他汉民族民间乐曲交汇而成的北曲。北曲的通俗性和民间性 ,决定了与之配合的曲辞的俚俗性和大众化。金元易代之际 ,大批沦入社会底层的市井文人基于感情宣泄的需要 ,染指于此 ,遂使元初散曲呈现出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 ,并由此施积极影响于元杂剧剧曲代言体抒情体制的确立及其“本色”风格的形成。     

裕固族传统民歌研究现状及发展问题研究

裕固族民歌是研究北方少数民族民歌,特别是突厥、蒙古民歌的．“活化石”,是研究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的重要依据和参考资料。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裕固族传统民歌面临着良性传承的问题。从裕固族传统民歌发展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和裕固族传统民歌在现阶段良性传承及发扬推广等方面的研究,推动裕固族传统民歌发展是十分迫切与必要的。     

《诗经》与南朝民歌比较研究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对后世的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民歌也同样受到了《诗 经》的影响。对于《诗经》与南朝民歌的研究,主要从诗歌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来论述二者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从诗歌内容选 材上的相似之处,在范围、语言特色、主题的不同之处,以及表现形式所呈现的明显不同、艺术手法上存在着共有的修辞手法和 人物刻画及表现手法上的差异,通过对比二者间的同与异,在对比中更好地体会民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浅论重庆黔江南溪号子的艺术特色与价值

武陵山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培育了土家人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也造就了其浓郁的民族文化——南溪号子。南溪号子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内容涉及土家族历史、地理、民间传说,传达了许多已经消亡的文化信息,为山歌号子的一种原生态特异体裁,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与价值。     

客家山歌“情誓”与“情咒”考

“情誓”与“情咒”是民间歌谣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考察中外民歌和客家山歌的一些个案 ,分别探析了“情誓”与“情咒”的不同表现形态、潜在心理、文化内涵、相互影响以及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