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史论性质商榷

18世纪中国史家王鸣盛主张把记载和考证历史事实作为治史鹄的,不赞成轻易褒贬历史,更反对脱离史实而驰骋议论;然而他在考史过程中却作了大量的议论,而且在某些场合公开宣称治史需要褒贬.当代学者中有人认为王鸣盛的议论褒贬是驰骋议论,和他的史学主张自相矛盾.本文通过考察王鸣盛的历史评论,认为其性质并不属于驰骋议论,对王氏治史"矛盾"之说提出商榷.     

翁方纲汉宋兼采学术思想初探

清代中叶,汉学大盛,宋学衰落,学术界出现了重汉学、抑宋学的风气。翁方纲对此十分不满,提出了汉宋兼采的主张,包括"纂言不纂礼"和"考订衷于义理"两个方面。"纂言不纂礼"赞成汇编资料的汉学方式,反对以复原古制为目的的草率论断。既反思了汉学的局限性,又体现了严谨、客观的汉学学风。"考订衷于义理"探讨了考订与义理的辨证关系,既强调考订的重要性,又主张考订以义理为目的,反对为考订而考订,体现了翁方纲的实用精神。     

义理·考据·词章

义理·考据·词章冯天瑜史学是一门实学，是讲究实事、实证的学问，空洞议论和恣意编造都与史学无缘。史学的基本使命之一，是让人们了解过往事实的真相，因而史家必须详尽地、独立自主地占有史料，并且善于对史料作“去伪存真”的辨析，以达到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恢复”。...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明代史馆考述

关于明代史馆及其所修史书,史家议论颇多。明代王世贞曾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可谓滥觞。清人也以为,“明修《元史》两次设局,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所论如此,几至明史馆于死地,以至后人以为明史馆果真“不修起居注,不修国史”,连修实录也“无一定的制度”了。 明代官修史学果真如此草率,明史馆修史制度果真如此可悲吗?还是让我们先从明史馆产生的背景、其机构变化的过程以及修史的特点入手,把握住它在史馆发展史中的部分轨迹之后再作议论吧——这对于明史和史学的研究都是不无益处的。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从“立心”到“立信”：提升史家研究品质的两大要素

古人治学，讲究“为天地立心”。在史学研究中，“立心”即探索知人论世之道，揭示通达明变之理。史家需富有学术良知，潜心探索历史真理，方能弘扬历史正义；史家著述旨在“立信”，讲求“无徵不信”，只有树立实事求是、扎实严谨的学风，形成言之有物、质朴通达的文风，方可留真史、信史于后人。     

历史感思辨

二十世纪是一个历史观极度膨胀,而历史感极度萎缩的世纪。神化历史观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只知道研究历史所需要的种种观念体系,却丝毫不知道理解历史所必需的洞见视域。历史感并不是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存在视域,历史感是历史学家的存在本质,史料是历史学家的存在形式。历史感的这种洞见、关注和凝视就是一种"看",而史料则是一种"说"。历史感优先于史料,所以"看"优先于"说"。     

梁启超眼中的史家素质述论

梁启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家素质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取得了新的进展。他非常强调史德,把史德放在第一位。他对史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史家的主要功夫应用在专、精上面。他认为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并介绍了如何做到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史才方面,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组织和文采。他的这些论述与前人相比更加清楚,更易于把握,使后来的治史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直到今天,梁启超对史家素质的论述仍值得重视。     

偏见抑或洞见:海登·怀特论英国史家及其思想

海登•怀特早年受柯林武德、汤因比、克里斯托弗•道森等史家影响,但19世纪英国史家为何未成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研讨对象?这一疑问既涉及英国史学及史家,又关乎怀特理论中的基本假设。英国辉格派史学的变迁向历史学家提出反思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知识论问题,也激发了怀特探讨英国史家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兴趣。怀特一方面以反讽为路径阐述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由科学的客观性向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蜕变;另一方面,以历史主义为线索构建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三个不同阶段,而英国却付之阙如。究其根源,19世纪的英国史家仍未产生系统探讨历史知识的兴趣。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     

中国百年间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以来百年间的史学理论研究,有成就、有经验,也有缺陷、有教训,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开阔了中国史学家的眼界,但存在理解不深、生搬硬套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给中国史学与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但一度出现"左"的偏向和公式化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思想活跃,但仍然存在深度不够、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遗憾。对这总的史学理论发展历程予以回顾、反思,从而提出今后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对孔子思想实质的再认识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关于孔子思想的实质问题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其确定为保守、复古 ,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认为孔子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恢复“周礼” ,重建旧的奴隶制度。这种看法似乎成为定论 ,即使有反对意见 ,也是闪烁其词 ,不是很明确地表态。本文通过对孔子思想体系的考察 ,发现孔子的思想是进步的。因为孔子支持社会改革 ,赞成社会进步。同时 ,孔子的言论并没有发现为奴隶主阶级的集中代表周天子辩护的部分 ,他的言论只是为卿大夫阶层服务的。所以 ,本文认为孔子思想的实质是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上层统治者的利益     

维特根斯坦与美学

现代美学史家往往将维特根斯坦归为分析美学家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他对美学思想的影响是从显性与隐性展开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隐性层面影响的影响要更为深远,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对“美学”这门学科存在意义理解的某种转变。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世情时序文律运周 ——论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有关社会时尚与文艺创作互动关系的考察,是文艺社会学与文艺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这一命题为中西方不同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史家与文化学者所探讨;自然环境与时代风尚分别对文艺产生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深刻影响;文艺也以自身与社会时尚发展的不平衡、对读者趣味的引导而对社会时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这种作用经过审美文化心理的中介得以发生。     

信息技术与教育科学的研究

信息技术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教育科学研究应该关注和研究信息技术对教育的纵向或横向的影响 ,作出有效的应对 ;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为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可以促进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