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辨异

“天人感应”是西汉时盛行的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它是维护西汉王道政治的一种权威观念。“天人感应”的命题是由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的,它是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为了适应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的需要,他以封建大一统主义为指导,利用殷周以来人们对“天”的崇拜及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进一步神化天人关系,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中论证了君权神授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直接为维护西汉王权服务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代天人感应学说与祥瑞灾异赋创作

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的科技、人文水平和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由于天人感应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和宋代天人之学的发达,使该学说得到了宋人的尊重和强化,大致呈现五种基本形态,即天监说、运气说、德行说、召感说、民意说。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它理性思考自然界异常现象;突出"为人事"的政治目的;借助天人感应来构筑修平学说;以学理发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等,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大、小传统”之间:论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

从远古到晋代,天人感应思想经历了大、小传统的数次变迁。在《汉书·艺文志》中,《山海经》被列入数术略形法类。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现为基本模式与特殊模式,理论基石是气论、神论、天论以及三者的杂糅。《山海经图赞》掺杂了一些玄学思想,说明郭璞并非不懂玄学。他之所以放弃"大传统"而选择"小传统",与其学术传承和政治理想有关。郭璞继承了汉代方士化儒者的传统。他虽有避世思想,但仍积极投身于政治之中,目的是为了以"天"为限制因素,恳求帝王减轻刑狱、勤政爱民。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通过占卜敦促温峤、庾亮等人兴兵讨逆,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试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

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时代需要 ,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成果 ,构建出一套以天人感应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哲学体系。在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 :“天”就是指自然界 ,“人”就是指人类 ,“合一”就是指自然和人类和谐相处。但是 ,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超越性。其“超越性”集中体现在“天”具有伦理道德观、王权政治主张和宗教精神关怀的层面。所以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不是神学目的论 ,而是自然、人类和谐发展论。     

汉宣帝凤字年号文化背景与政治意图考论

以汉宣帝为例,从天人感应的视角,探讨了帝王年号用凤的原因。“凤”的最初涵义是吉祥之鸟,帝王年号用凤的思想根源是以“万物有以相连”理论产生的天人感应,而汉宣帝之所以用“凤”作为自己执政年号,主要是在自己执政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从舆论上证明自己继承帝位的正当性,赢得民心,粉饰太平,同时为自己心灵得到慰藉,于是采用了“五凤”作为自己执政的年号。     

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演变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文化之根,其内涵逐步发展演变,经历了先秦时期天尊人卑、天道自然、天人同性、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参,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再到宋代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这种天人之间统一、协调的哲学观念,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的天地崇拜、生产、医学养生、生态意识、文学观念等各个方面,丰富并发展着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试论王充的宇宙观——与冯憬远、吕鸿儒等同志再商榷

在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天是“百神之大君”的说法盛行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出身于“细族孤门”的王充敢于反潮流,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宋代皇帝罪己现象之考察

天谴思想、民本文化和儒学的发展演变,从思想文化上有助于两宋皇帝罪己观念的养成。罪己观的形成同样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人君证明其"天子"身份诉求、获取臣民信任和调整政策的契机。作为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的重要一环,与罪己责躬相关的教育贯穿大多数宋代帝王的一生。两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加自主地监督君主,推动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关注自省自查。除此之外,游牧民族连绵不断的内侵也是激发宋代帝王罪己责躬的因素之一。     

论《庄子·应帝王》壶子“四示”的政治哲学意蕴

《应帝王》被公认为庄子表达“外王”思想的政治哲学文本，但其中着墨甚多的却是壶子“四示”神巫季咸的故事，后者的政治哲学意蕴并非自明，甚至在庄学史上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在《应帝王》整体的脉络中，壶子本人是“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的明王典范，其核心以藏身方式藏天下于天下，这即是王者自身必须保持有“不可相”的修养，而后方能保持天下的“不可相”,而天下的“不可相”则在“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还天下于天下人。一旦王者之不可相脱离天下之不可相，则王者之藏身就是达成支配的法术(巫术是其一)而非道术。在更广的智识脉络中，壶子四示意味着将政治生活建立在政治道术而不是政治巫术上，政治巫术的核心是通过过度智性化方式以世界的透明化、规则化、稳定化消除渊默性、不规则性与变化的无常，以达成对世界的掌控以及对人的组织和动员，从而使得人们从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投身于人为作为正式秩序的政治空间，进而脱离正式秩序与非正式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政治巫术本质是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技术。回归政治道术的可能性在于承认世界的不透明性、不规则性、偶然性与变易性，为包含人们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的非正式秩序张本，将作为正式秩序的政...     

董仲舒美学思想初探

董仲舒系统地赋天以社会伦理规范和人的情感形式,发现了天的“美”。董氏哲学的重要观念“天人感应”是一种扭曲、倒置的人化自然的形式。董仲舒的美学表达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新的儒学精神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天神赐佑”与“尽人之力”：清世宗“天人感应”理念下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清世宗在钱塘江海塘修筑中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目标，并且为实现治水目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海塘工程纳人到了“天人感应”理念的范畴。但是，“天神赐佑”、“非人力所能”与“一劳永逸”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从而对塘工修筑产生了深刻影响。意识形态与水利工程的交融，因此成为雍正朝治水政治的一大特点。     

清末法制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清末法制改革是20世纪中国法制史极其重要的一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特征主要有初步树立了"变法图强"、"以法为治"的现代化法律观念;确立了立宪法、开议院、伸民权,建设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体系较为完备的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开创了司法制度和法律操作程序现代化的先河.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再论朱元璋的功绩与历史地位

学术界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不同的评价 ,本文认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 ,统一全国 ,加强中央集权 ,稳定政治局势 ,调整生产关系 ,恢复发展经济 ,弼成“洪武之治” ,为明朝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制定的一套典章制度 ,还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必要的保障 ,并多为清朝所继承 ,对此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元璋的历史功绩 ,远远超过此前的历次农民战争后那些新王朝开国皇帝 ,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 ,也难分轩轾。     

论秦二世不是赵高的傀儡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秦二世胡亥看作是赵高的傀儡,这是一个相当有疑虑的结论。事实上胡亥作为极得秦始皇宠爱的儿子,接受了极好的教育,赵高、李斯等人对他也曾有较高的评价,在镇压陈胜、吴广起义时,胡亥也表现了一定的才干,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傀儡。对秦二世而言,赵高是他的老师、咽喉、平衡李斯的棋子,而不是一个操纵者。胡亥作为一个政治经验、治国经验不足的皇帝,实际上是秦治国之术的傀儡而非某一个人的玩物。     

天命论与中国古代哲学

天命论是产生于三代的古老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天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主宰、至上神。它虽在战国一度衰落,但在后世又得到复兴,并发展为天人感应,衍变为天堂观念等。在历史上发生久远的影响。这种观念虽被斥为迷信受到批判,但历史地看,天命论有其合理性,它在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统一性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亦曾起过进步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     

论黄宗羲民主思想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这与儒家传统的"民贵君轻"说法有根本区别;他明确指出,"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君臣观;他称一家之法为非法之法,而真正的法是天下之法,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他还提出要"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具有现代议会的某些功能.这些都表明,黄宗羲的社会政治的思想确实具有民主性,他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试论贾谊仁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贾谊在吸取前人思想、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以及分析现实社会矛盾的基础之上,阐发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他认为施仁义、行博爱才是治国之本,统治者应该用贤爱民、重本抑末、慎用刑罚才会天下大治。他认为人的道德品质不是生而俱有,而是“教习然也”,是由后天环境影响和学习所造成的,因此主张通过以礼为主的后天教育,来使人性向好的方向发展,才有利于国家的兴盛。贾谊政治思想中蕴含的哲学理念对其政治主张有着重要影响。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