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关系

日本唯美主义大家佐藤春夫与郁迭夫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交往甚笃;一方面郁达夫在接受佐藤春夫影响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变异和转化,使其成为郁达夫文学创作的重要养料.     

论佐藤信夫修辞哲学的突破——与利科的隐喻论比较

本文试图通过佐藤信夫与利科的语言哲学的比较,展示出佐藤对西方修辞哲学的突破.这种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1、他从西方传统修辞学中挖掘出修辞的"发现性认识的造型功能",找到了西方修辞学长期忽视的修辞学之根;2、他提出了作为"第三视点"的修辞感觉,把修辞学研究从说服技术和诗艺的长期二元对立推进到更深层次的修辞创造;3、他建立了以人性论为基点的修辞学本体论,使修辞学从语言的装饰提升为语言和人的本体.     

论郁达夫小说的沉沦精神特征

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有拯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但是因为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他们屡遭挫败,在理想破灭后,他们逐渐沉沦。忧郁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特征,表现为孤独意识和自伤自悼;其忧郁、感伤包含着很多焦虑的成分;由于长期的焦虑导致绝望;绝望至极,就会走向自弃。忧郁、焦虑、绝望和自弃共同构成郁达夫小说的沉沦精神特征。     

鲁迅与郁达夫小说比较论

深挖一切腐朽、反动、黑暗势力所赖以生存的主要基地和根源———封建礼教;热烈讴歌中国社会的筋骨和脊梁———劳动人民;努力从社会的各个侧面去描绘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心理以及理想和追求,这既是鲁迅、郁达夫小说的共同点,也是两人小说创作的着力点。     

郁达夫悲剧小说散论

郁达夫悲剧小说特点的构成取决于其童年时代的坎坷遭遇、 留学时期的爱国意识、孤独忧郁的个性心理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使郁达夫的创作 在 郁闷绝望、悲愤沉痛的精神园地中,怒放出一朵朵灰色、苍凉、感伤、愤激、惊世骇俗的 悲剧之花,为中国现代悲剧小说创作展示出一片别样的绚烂。     

论郁达夫小说的宗教意味

郁达夫的小说<南迁>、<胃病>、<马缨花开的时候>都有着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同病相怜之爱的情节、寻求爱而不得的悲哀结局、寻求基督的慰藉摆脱苦恼,成为这些作品的一种倾向.这些小说塑造了受难者、拯救者两类具有宗教意识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郁达夫两次进入教会学校的经历、具有基督教色彩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对其小说的悲剧基调、忏悔色彩、拯世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郁达夫入闽前后心态论

郁达夫从来就有鸿鹄之志 ,他的福州之行是他隐退中再度奋起。在闽期间 ,郁达夫恢复了投身社会潮流的勇气和热情。郁达夫离闽出国 ,是其在家难国仇的悲哀无奈中寻求奋起的表现。     

试论郁达夫的成名与上海文化的关系

郁达夫是新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作家,他的成功与他自身的努力是分　　不开的;同时,他的成功又与上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的出版文化和读者结构两个方面,是影响其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     

论郁达夫小说中眼泪的价值

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主人公那喷涌的泪水流泻自觉醒的灵魂深处。那泪水是对封建文化和黑暗现实的强烈控诉;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象征。     

郁达夫与施笃姆

施笃姆是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最受喜爱、最富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代小说名家的郁达夫,对于施笃姆就满怀着崇敬之情。他不仅曾致力于介绍施笃姆,而且在创作中多方面地接受了施笃姆的影响。特别是施笃姆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故乡的悲思”及其“带写实风的浪漫派的艺术”,更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唐代的寡妇葬夫与迁葬夫族

唐代寡妇孀居生活中葬夫与迁葬夫族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其中长途归葬的不在少数,众多孀居女性不惧艰险,跋涉数百里甚至数千里,费时数月乃至数年。迁葬夫族的事例之中,有些寡妇归葬的人数竟有7人之多。葬夫及迁葬夫族的寡妇之中,低龄寡居者为数不少,原因是子幼女弱,不胜丧葬之事;另有一些寡妇或因无子主丧,或是众子游宦在外。厚葬的盛行,使得这种归葬耗尽了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家产,乃至有些寡妇处理完丧事之后,无以生活,只得寄居于夫族或父族亲属。     

自然主义理论对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深受欧洲和日本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他早期小说创作中客观、冷静、中立的叙事立场,环境与人物之间的影响和制约,以及松散淡化的故事情节和开放式的结尾方式都显现出自然主义的创作特征。郁达夫对自然主义理论的借鉴和尝试是中国新文学接受外国文学因素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郁达夫张资平性爱观差异论

郁达夫和张资平都受到过现代性爱观的熏陶 ,但他们的小说中对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的基本原则却有不同的理解 :郁达夫对此是怀疑的 ,张资平则坚信不疑。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对性爱中男女关系的不同看法。他们的差异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婉美而精致的诗性品格构成了南宋文化的审美特征,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郁达夫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形式的生成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源流上讲,郁达夫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在作品中对感伤而唯关意境的倾力营造;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以及他身上独异的名士风流气质等,都与其受南宋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影响了他的审美心理和创作风格,使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柔性的艺术审美品格及独特的“自我抒情体”范式,对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和传达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论郁达夫小说散文化叙事风格

运用小说叙事学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现代重要小说家郁达夫的小说叙事风格进行研究,可以看出郁达夫小说在叙事风格方面与中国传统小说有着本质区别,郁达夫小说呈现出散文化而非史传化的叙事风格,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贡献。     

论“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佐藤外交”的实质

西安事变后,中国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形势。日本推出对华“新政策”,主张将重大的政治性问题搁置起来,先与中国实行“经济提携”,以实现第一步目标──控制中国的经济,以后再提变中国为其附属国的政治要求。佐藤利用其外交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经济提携”的信号,要求回应。国民政府则对日本战略性意图十分警戒,采取了既不与之决裂,又不中其圈套,耐心与之周旋,设法拖延时日的策略。“佐藤外交”事实上没有得到中方的实质性回应,对华外交僵局仍未打开,这就决定了“佐藤外交”失败的命运。     

论周作人与郁达夫五四散文观的差异

周作人与郁达夫以散文家的资质解读五四散文。作为五四文学的在场者与创造者,周作人注重散文主体的“性情”与“趣味”,郁达夫则瞩目文本中人性与社会性的“调和”。这不仅凸现出他们操持的散文观念的差异,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五四散文因其开放而得的多元品格。     

郁达夫的戏剧理论

小说、散文、诗词是现代作家郁达夫的强项,人们研究也多着眼于此。殊不知他对戏剧也有独到见解。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阐述郁达夫带有鲜明时代印记,而又稳健、平衡、较为辩证的戏剧理念。     

郁达夫与俄国文学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的接触 ,是从阅读俄国文学作品开始的。在郁达夫欣赏和喜爱的 19世纪俄国作家中 ,最得郁达夫的偏爱并且在创作上对郁达夫影响最大的是屠格涅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不仅是郁达夫文学创作上的启蒙导师 ,而且他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以及抒情气氛的营造等方面都对郁达夫产生了巨大影响。陀斯妥耶夫斯基则以其对描写人类痛苦的偏爱和对病态人格的刻画对郁达夫构成了有力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