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者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等统计数据进行相关及因果分析,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研究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我国进出口贸易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走出去"战略:理论基础与经验分析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通过统计资料、问卷调查及案例等多种方法,系统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并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国际地位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三个角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理论预期和国际水平的差距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了我国现阶段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于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几个问题

关于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几个问题林广立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选择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有四类：一是各级外贸公司，尤其是经贸部所属的国有进出口公司，它们在专业化基础上发展多功能经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二是各地的国际经济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因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各学者的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文章采用协整理论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1995-2007年)的关系,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进口在短期存在替代效应,在长期存在互补效应,并计量出中国FDI与出口和中国FDI与进口的误差修正模型。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Dunning的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理论认为,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和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演变历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从而反映对外直接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区域逐步拓宽,投资产业不断延伸,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特征,仍处于Dunning的投资周期理论的第二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短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经济增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但反之不成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要实行区域和产业上的非均衡发展对策,以促进从第二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转变.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从90年代初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国内经济增长、资源供给、市场供求、技术因素等方面看,我国企业"走出去",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而研究企业到何处去投资(区位选择)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变动趋势和分布现状及在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体的区位选择策略.     

论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差距甚大,区位分布显著不均,如何合理、有效地安排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是现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文章在对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并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针对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提出了应采取的区位分布策略。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综合集成算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研究——以H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纪元,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投资环境,能否准确识别、科学评价和有效应对风险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构建了以外源性风险、内生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为核心,且动态评价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析框架,基于对H公司的问卷调查,运用综合集成算法(DHGF),多维评价"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其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风险区域,企业亟须分类防控各层级风险。     

台湾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台湾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

通过建立引力模型对2006-2012年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日本、美国等13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台湾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阻碍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地区)的GDP乘积、伙伴国(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与台湾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叉项对台湾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对台湾农产品出口贸易起阻碍作用,但对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却为正。在此基础上,提出台湾地区应加强与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地区)的合作,注意贸易和投资管理措施的协调统一,走创新资产寻求型的投资道路等,以促进台湾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协调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偏离系数法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量化指标,在构建适当模型的基础上,以1991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 Granger 原因,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 Granger 原因.     

进出口贸易发展的FDI效应分析——基于江苏省1994—2010年数据

1994年以来,江苏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利用FDI的水平不断提高。本文对1994—2010年江苏省进出口贸易、FDI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进出口贸易与江苏省利用FDI有着长期稳定的平衡关系,且江苏省利用FDI对全省进口贸易发展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对全省出口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外资引进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计量模型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紧密相关,并且,FDI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不仅如此,FDI对促进我国出口总量增长及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尤其突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东道国外资政策演变

在跨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外投资的动因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重点。而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则是根据学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结论而发展变化的。东道国外资政策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激励性的优惠外资政策;投资促进性政策;强调产业关联性政策。研究显示,执行与出口促进贸易政策相一致的FDI输入政策的东道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比较成功,而执行与进口替代相一致的FDI战略经济体则没有从FDI获取太多利益。     

国际直接投资与广东现代化

前二十几年国际直接投资对广东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直接体现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对经济总量GDP、进出口等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相应的还间接影响政治、社会、个人和文化的现代化。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应该适度调整利用外资投资方式、加快第三产业的吸引外资力度、处理好国际直接投资与民族工业关系。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MCHUGE)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对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外贸方面,人民币升值会降低总的出口量,提高总的进口量,增加贸易赤字,但长期和短期,对不同产品的进出口影响不一;外资方面,人民币升值会降低我国的外汇储备,加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外商对我国的投资会增加;宏观影响方面人民币升值将促进农业、采矿业、公共服务、建筑业、服务业的产出,但在升值初期并不利于制造业的产出,但是总就业和总资本存量的增加最终会带动GDP的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研究

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基于本地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自主创新;二是基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消化所引发的二次创新。在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机理,并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过程中吸收能力的影响基础上,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我国东部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则具有阻碍作用。     

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跨境电商、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OFDI

全球互联网经济时代，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除了华商网络、制度环境与经济因素外，还有跨境电商。通过分析华商网络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和不同类别的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华商网络会正向促进中国企业OFDI。（2）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有正面的积极效应。（3）不同类别的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相较于B2C跨境电商贸易，B2B跨境电商贸易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更大；相较于跨境电商进口贸易，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更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实证

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回顾和梳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相关政策,充分体现出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方面从“谨慎”到“鼓励”、从“严格”到“简化”、从“起步”到“完善”的演进性变化过程。实践和实证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特别是“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其政策效果也在不断被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外汇管理体制和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的放松、相关支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引导,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总体政策效果明显,说明实施鼓励推动中国“走出去”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初衷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