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1945-1949)

20世纪40年代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活动,主要方面:继续关注鲁迅,研究型译介的展开,以及面向大众的话剧演出.通过这些论述旨在通过对这些译介的梳理,探讨在译介过程中译介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及其译介思想的变化.     

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２０年代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源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范畴诞生不久,异国就开始了对它的译介和评论。４０年代后,国外汉学家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上,开始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思潮。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国外对中国现...     

现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

“五四”之后直至1940年代,中国对意识流的译介主要分阶段侧重于两个方面。第一个阶段大致集中在1917～1925年,重点译介心理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意识流译介的鼎盛时期,研究意识流的文学论著以及部分意识流大师的文论和小说得到了较多译介。意识流的译介使中国文坛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技巧、意识流小说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理性的认知,也为意识流技巧走入中国文学,最终为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一部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拿来主义”的光辉实践——琐谈鲁迅译介外国文学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与会者较多“阐述了外国文学流派、特别是欧洲和俄国的进步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影响,强调应从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背景上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在纪念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他译介外国文学的概况、探寻一下他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和外国文学对他创作实践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鲁迅先生文学活动的生涯,是由译介外国文学开始的。从一九○三年翻译《月界旅行》开始,他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逐渐频繁,仅就翻译的版本来看,自一九二一     

1917—1927：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引进

“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其来源是多方面的,译介的范围既有对日本、欧美等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的输入,也有对其他一些弱小民族的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吸纳。正是这宏阔的译介眼光,为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与突破传统的文艺理论框架,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多元化格局,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 2 0 0 1年 7月10日至 14日在南京召开 ,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这一总议题 ,分别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范畴、内涵与形成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诸多分支等论题 ,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意义的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它是否已形成自身的传统 ?这是与会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朱寿桐 (南京大学 )在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的开篇发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大量的以韩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 ,由于中韩两国面临相同的历史命运 ,韩国人形象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热衷于表现的一个领域。本文打算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希望获得对中国现代文学中韩国人形象变化的把握 ,并且得出对这一变化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     

中国现代作家后期创作现象

王泽龙在《文艺研究》2 0 0 3年第 5期上撰文《中国现代作家后期创作现象》,分析了从 2 0世纪 40年代到 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复杂原因 ,认为从 3 0年代到 40年代的文学就逐渐开始了文学形态的某些转变 ,并影响着后一时期的转型 ;从 2 0世纪40年代开始 ,现代文学整体上呈现出艺术上的滑坡趋势 ,这种转型与滑坡现象的原因 ,除了社会环境的外部制约外 ,在众多方面与作家主体相关。中国现代作家后期创作现象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

以出版、期刊、副刊为主体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系统，既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考察文学译介活动不可或缺的途径。本文回到历史的语境，以同人刊物《学衡》和大众媒介《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译介活动为中心，结合译介者群体诗学观的转变，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对文学译介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坛对乔伊斯的译介

中国现代文坛对乔伊斯的译介,存在一条并不显著却完整清晰的线索。通过现代文学30年间对其译介史料的梳理分析,可见中国现代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先锋"意识流"的译介倾向:心灵启蒙与审美追求共存,同时审美追求又胜于心灵启蒙。这体现了译介在中国现代文坛除以工具性为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文学性及审美自律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简介

中韩两国拥有汉字、儒释道等作为共同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汉文化圈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关系.而到了近代以后,尽管传统的朝贡关系发生裂变,但中国和韩国同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两国之间仍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这种传统和现实注定中国和韩国的文人与知识分子极为关注邻国的现状和命运,中韩两国文学通过人际交流、思想传播、译介、跨界叙事等开展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交流活动.在中外文学史上,中韩近现代文学中文人的人际交流的频繁性、文学作品的互译和介绍的丰富性、双向跨界叙事的多样性,都是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也是中韩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     

翻译实践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本文探寻了中国近代至现代的译介在文化现代性追求中所发挥的功能。文章认为,近代以来的思想界借助译介与特殊的修辞方式言说了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五四”学人对现代文学及文化的独特想象是通过“翻译”来表述的,翻译为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了实践的基本例证,同时为白话文构建了修辞话语;现代白话对译介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实用的载体。胡适等人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翻译西方文学来生产白话文学的合法性术语,并由此建立起现代文学谱系。     

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阐释

王安忆是中国新时期为数不多的在海内外都享有广泛盛誉的女作家。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译介她的文学作品,至今已成为对她作品翻译数量最多、研究范围最广的国家。因此,美国的王安忆译介研究,可视为海外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接受和影响的坐标。研究者们以王安忆译介到美国初期作品的寻根意识为发端,逐步向她后续作品中的地域书写研究推进,并在纵深挖掘中又贯穿着女性主义研究,探析西方文学场域对她作品的接受因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典型性意义与关照价值。     

精神分析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精神分析理论与批评作为 2 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传播中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 :二十年代是精神分析理论传播的初期阶段 ;三十年代是精神分析理论传播与影响的兴盛期。它在传播过程中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进程。     

翻译与期待视野的互动——以“党的文学”的译介为例

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在中国曾被多次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体制乃至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发挥了难以想象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列宁的文章是通过翻译影响中国的.然而,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而是多种力量纠缠较量的场所.列宁文章在译介过程中出现的多种译本,引发的论争、激进化与权威化,乃至最终重回历史性,既是现代中国思想变迁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翻译活动和社会期待视野互动的产物.     

加缪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上世纪40年代关于法国作家加缪的介绍在中国报刊出现,60年代后其作品部分译入,80年代后其作品的译入更为全面,加缪的译介也已有相当规模.伴随这一过程,关于加缪的研究也渐次开展并不断深入.此一过程迄今已近60年.文章对加缪之译介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其研究状况也做出总结,这对于全面把握加缪这一课题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社团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往往把社团和流派、运动连在一起 ,合成一个叫做“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课题。陈荒煤先生在上个世纪 70年代末主持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丛书 ,率先将“运动、论争、社团”组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单独的系列[1]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社团和文学运动并重进行研究的开始。 80年代中期 ,贾植芳等主持撰著《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 ,正式将社团流派研究归并在一起 ,此后出现了施建伟、殷国明和陈安湖等人以“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为论题的专著 ,算是坐定了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与流派研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     

“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民族性”诉求——论文学研究会的译介倾向

文学研究会积极译介世界各国各民族近现代的文学动态,包括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试图形成"世界文学"的宏大视野与"和而不同"的评价系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参照体系与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具体的译介策略上,本着"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的现点,通过强化评介对象的民族性特征来展现译介活动的"民族性"诉求.从而使文学研究会的译介行为呈现多元化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