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的文化意义

“绝地天通”见于先秦多种文献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绝地天通”,已经有诸多解释。其中“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不杂”,实际上是讲两种社会状态的对立,但绝非先有“民神不杂”的“绝地天通”,而后才有“家为巫史”的天地不通。而其中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因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对天文地宜认识的飞跃,特别是天文历法的进步,才是绝地天通的根本原因。而绝地天通,则是伏羲画八卦仰观俯察的文化前提。     

试论“绝地天通”神话

在我国各族的“天梯”神话里,说到古人可以凭借“天梯”自由上下天地之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天梯没有了,人们就上不了天了,这就是“绝地天通”神话。为什么会有“天地相通”的说法?为什么又会有“绝地天通”的说法?从“绝地天通”神话里我们能得到一些什么启示? 一、为什么会有“天地相通”的说法     

绝地天通:上古社会巫觋政治的隐喻剖析

“绝地天通”是中国上古社会信仰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原初社会普泛性的巫术文化因此转变为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宗教祭司文化,巫师沟通神人的权力最终为帝王所独占。“绝地天通”是巫术向宗教演变的一个隐喻说法。     

绝地天通——中国古代文化专制制度的肇始

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思想上的一元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显著特点。“绝地天通”作为一个标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日后文化专制制度的基础。原始宗教包括了除生产知识以外几乎全部的原始文化成果,因此,从黄帝到颛顼的“绝地天通”,表面上是对宗教的垄断,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垄断。     

绝地天通：中国式宗教治理之道 与世界宗教分类之尺度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西方宗教发展史上也有过不自觉的绝地天通努力。故绝地天通有理由成为宗教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析概念,可据以重建世界宗教的历史叙事和分类体系,反思、批判韦伯等西方学者所构建的西方宗教、尤其是清教理性化程度最高之类的命题。     

论“绝地天通”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影响

"绝地天通"是中国思想史、宗教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从家为巫史到国为巫史,"绝地天通"实质上正是中国上古意识形态从巫术走向宗教的决定性起始,标志着上古国家宗教的初成。"绝地天通"是王权对于神权的垄断,且王权利用神权赢得了实施统治的神圣合法性,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政教关系的基调;"绝地天通"剥夺了民众参与宗教活动的权利,仅使其成为观礼性的边缘角色,这大大淡化了民众的宗教热情,从而促进了实用理性的成长;"绝地天通"把相当一部分原本从事神事活动的精英人士抽离出来,其中一些人成为分门别类专司某种世俗事务的职官,他们的知识与智慧专注于现实问题的思考与索解,这为后来的"诸子出于王官"打下了基础。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之始末——兼论“绝地天通”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始于伏羲氏,终于商代晚期。伏羲至少嗥为“民神不杂”时期,少皞世衰为“神民杂糅”时期,颛项“绝地天通”(禁绝蚩尤下凡)后又恢复“民神不杂”时代。商代晚期武乙前后,天帝开始远离人王,到商周之际中国上古神话时代正式结束。     

确定性的寻求——周公平管蔡之乱的观念背景

管蔡之乱是西周初的一件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此事件起因，诸家各有不同说法。但究其因，此事件背后乃是源于制度混乱。此事件，正是发生在由“民神杂揉”至“绝地天通”观念转折之时，此时观念上寻求一形上确定性成为自觉。周公平定管蔡之乱也必然的体现了此观念的变化。     

论中国历史上“绝地天通”人神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之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绝地天通"的人神观把神和人分开,古代帝王籍此以"礼治"代替"神治"并使其统治权获得"合法性",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绝地天通"的人神观是古代帝王倡导和实行的祭天保佑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模式的思想源头,也是其倡导和实行的"礼治"统治思想和统治模式合法性的思想根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过程中,"绝地天通"人神观产生了三个重大现实意义,即:德本思想被确立、"礼治"思想深入人心、统一的国家观初步形成。这其中,人们的共同话语开始形成,政治认同逐渐形成,政治整合有效开展,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关键要素。这个历史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代的国家性质,国家依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论颛顼时代巫教之变革

颛顼不重在武功,却声名显赫,其功绩重在领导了历史上第一次“绝地天通”之巫教变革,推进了文明因素之成长。这一变革使历史上的巫教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从此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的巫觋阶层,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开始分离,巫教管理开始呈现出秩序化与规范化。这些对后世皆影响深远。     

浅析哈萨克族史诗歌手“吉老”

“吉老”是哈萨克族民间的古老史诗歌手,是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等古老民间韵文长篇作品的再创作者和演唱者。“吉老”与吉尔奇、阿肯等民间说唱艺人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吉老”不但是民间文学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承者,而且是统治者、领导者或捍卫本部落利益的勇士。“吉老”这种史诗歌手的出现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历史条件不无关系。     

《诗》“至于歧下”的再思考

周人先世自太王迁岐才有“周”之说不足征信,从史料上看,周人的古公童父和太王蛊父是时代相距很远,处于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代表人物。古公宣父是周人记忆中初民时代的氏族领袖,是初民时代对偶婚“望门居”向对偶家庭转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太公室父是周人迁岐时的领袖,是文王的近祖。     

从“中国”看华夏先民的部落中心主义

华夏各族的“部落中心主义”使“中国”一词倍受青睐,而且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下,中国人形成了自高自大的心理,轻视乃至忽视周边各族。这种现象在现实的一个体现即是历代王朝选择首都地址是都在寻找“天下之中”。     

唯物史观视界下的“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被误解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

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下的一段经典的话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批判地分析了施蒂纳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阐述了产生错误思潮的历史和理论背景;阐释了理解"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以正本清源,纠正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误解.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白虎不是鄂西、湘西土家先民——虎巴的图腾

白虎的崇拜者不以白虎为自己的部落命名 ,又不禁止猎虎 ,也不禁止互通婚姻 ,所以 ,白虎不是虎巴的图腾。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廪君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虎巴崇拜白虎 ,就是崇拜他们的精神始祖廪君的亡灵。因此 ,白虎崇拜就是祖先崇拜 ,白虎神就是虎巴的祖先神。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万历武功录·克臭传》辨析

《万历武功录.克臭传》是专门记载多罗土蛮部克臭台吉事迹的列传。但经史料辨析后发现,此传所记事迹分属于两个人,两个人因名字发音十分接近而被混记在一起。但两人活动地域和时间有很大区别,其一可能是鄂尔多斯部吉能第三子圪赤圪台吉,住牧河西走廊以北昌宁湖;其二是多罗土蛮部克臭台吉,住牧西海莽剌川和捏工川一带。《克臭传》是一传内混记了两人。     

"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

"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同为史学典籍的传述方式,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对历史人物给予褒贬的评价,都不同程度地遵循"言有序"、"言有物"的创作原则.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春秋笔法"实质是儒家对春秋的解读之法,而太史公笔法则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实录精神.     

试析波普否定"历史规律"的推导模式

波普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极大地影响了历史客观进程,从而导致了历史过程无客观的规律性。他坚守线性因果规律观,否认趋势是规律的特殊形式,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可能性。他认为规律应该具有普遍有效性、重复性、可检验性,然而人类历史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单一的历史过程,历史科学中的假设是对特殊事件的猜测,是不可检验,不可证伪的,所以没有一条贯穿社会历史过程的规律。他还给出了由“纯粹的逻辑理由”可推知历史无规律可循的逻辑论证,但他的说法却难以自圆其说。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纯逻辑理由”等方面分析波普否定“历史规律”的推导模式,可以发现因波普将证伪主义方法论、因果律和知识的作用绝对化,使其否定“历史规律”之说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