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腐败及其源头治理

社区腐败是指在社区民主机制扭曲以致失灵的情况下,行政机制对居民基本权益的侵害而引发的腐败行为。居委会干部的任命制,社区重大决策的家长制,公共资源的选择性分配和社区监督机制的虚化是其主要表现。政社合一的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决策体制不完善,社区运作行政化和居委会角色冲突是导致社区腐败的重要原因。深化社区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机制建设,培育社区专业性组织以及加强社区教育是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社区腐败的必由之路。     

回归“心态”: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的视角转换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如何构建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既有研究呈现出“治理共同体”与“社区共同体”两种思考路径。前者较多关注治理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功能匹配,侧重分析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合作何以达成,主要体现了“结构—合作取向”的分析思路;后者则延续了有关社区本质属性探讨的悠久传统,聚焦社区特征与居民主体,着重从社区心理、精神层面探讨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形成的问题,体现了“心理—团结取向”的分析思路。国外研究围绕社区意识、社区依恋等彼此含义交织的不同概念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脉络,也直接影响了国内相关研究,但有将作为整体的社区精神生活碎片化之嫌。在城市治理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接续费孝通所倡导的“心态”研究脉络,基于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探讨超越社区、扎根传统、更为隐秘且不可分割的居民“心态”样貌及其对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影响。借助“心态”视角的此类研究已经出现,但无论是对“心态”的深入理解,还是对不同城市、社区、群体的比较,均需深化与拓展。值得提出的是,特大城市因具有特殊的学理意涵与战略地位,对其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问题,尤其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理论建构

社会转型对城市社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笔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社区的实质是关系模式,社区建设的关键是社区共同体性质关系的培养。重建社区是应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通过社区建设对解构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以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两种形式存在,社区建设就是建设地域共同体。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反思

20世纪末起,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重构的重要载体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空间。围绕着"城市社区如何治理以推动社会的发展",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积极探索。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回顾理论与实践,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评价存在着社区中行政与自治配置何以最优、政府行动与居民需求何以对接、"碎片化"的实践绩效与学术评价何以整合的现实困惑。基于公共价值的视角反思认为,作为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区治理的绩效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生产的,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必须以反映广大社区居民集体偏好的公共价值为基础。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作为一种脱域传统"单位人"建制的"陌生人社会"空间场域,因社区主体的主要职业行动不在社区,必将引致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冲突。为维护社区公共秩序的和谐稳定,基层政府惯于采用科层下移与技术嵌入的复合模式以求速解社区复杂性冲突。这种治理策略虽效能快捷却依旧问题重重。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战略导向、以基层党建助推多元主体关系链接为组织领导、以尊重个体自主性培育共同体归属感为精神自觉、以协商民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型治理共同体形态,具有在理念和行动上既利用"脱域"又改造"脱域"的"低投入-高效能-可持续"的治理效能结构,将成为未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方向与行动指南。     

治理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 ——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社区治理案例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实地社区治理案例考察,从共识、行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了新时代治理要求下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研究表明:社区共同体意识来自于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凝聚和引导,强调了共同体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共同体行动涉及共意性行动目标形成和整合效能,包括社区空间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下的合作平台搭建;社区共同体共治结构是共识达成和行动过程中社区主体间关系从树状分离向网状连接的转化.     

美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及其对我国社区工作的启示

美国的社区治理意识较强且社区治理实践经验丰富。文章分析了美国社区治理的历史沿袭、当前社区治理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梳理了有关社区治理的法规政策,并以具体的城市——纽约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为例,对美国的社区治理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最后提出了美国的社区治理对促进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启示。     

我国城市社区智慧治理伦理秩序构建的三维进路

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智慧治理充分彰显市域社区治理体系的活力和韧性智慧。社区智慧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和制度体系固然是其良性发展的最强动力,但也不能忽视技术理性过分张扬引发的诸多伦理问题。为此应对城市社区智慧治理进行必要的伦理审视,构建基于价值导向、主体行为和治理程序三个基本向度的社区智慧治理良性伦理秩序,其中价值导向是基础、主体行为是关键、治理程序是支撑。具体来说,要坚持以整体性治理思维为引领,树牢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塑造合格的社区治理行为主体;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治理之本,优化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程序伦理。     

城市社区居委会权宜性治理行为探析及对策研究

在当代中国社区居委会实际运行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居委会已经脱离其社区自治的实体性价值取向和法理属性轨道,行进在一条“类政府组织”的道路上。在现有的居委会组织内部资源禀赋短缺的约束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下,作为“弱者”的社区采取“权宜性治理”方式成为居委会行动的一种“权宜之计”。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我国社区居委会运转过程中采取的“权宜性治理”策略主义生发根源进行剖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性建议。     

三社联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来自昆明市L社区的治理经验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挥多方力量参与城市社区建设和自我管理,开展居民互助服务,在建设和谐城市社区中具有重要作用.个案甄选与梳理昆明市L社区治理,能够准确瞄准当下社区治理的突破口和把握城市社区多元力量参与社区发展的契合规律.同时,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城市社区建设推进中遇到的现实隔阻,能够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中多元力量利用不尽充分.基于此,从社区主导、实践推动、嵌入发展、机制构建等四个方面深入论证其治理成效,以揭示如何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论都市报新闻报道的贴近性、服务性和互动性

都市报的新闻报道视角,既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平视”。正由于是“平视”,都市报才会“坐”到读者中间,才可能真正关心并了解读者的需求和愿望,从而在新闻报道方面千方百计去适应和满足读者的兴趣和需求。这就决定了它的新闻报道具有很强的贴近性,并由此生发出了服务性和互动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丰富且深刻,诠释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契合了世人对和平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彰显了对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时代担当,是社会主义中国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有机统一的重要体现。该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以直面"三大危机"、顺应"两大转变"、重塑"一个秩序"为实践进路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向好发展,团结世界人民一道共商发展路向、共治全球事务、共建美好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必然,是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是世界各国共赢、多赢的战略抉择,是开创人类更加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     

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

自治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旨在形成网状社区自治结构。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在不断加强,政府权力重心下移的幅度远远超过其水平放权的程度。     

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的双重变奏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基本形态。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基层民主实践,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现代国家要更好地造福于民,需不断提高行政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初步的构想是,建构行政村的社区福利评估能力、政策释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策工具与治理绩效: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多案例分析

随着中央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基层治理框架下党的领导在公共政策中得以明确.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政策的目标在于把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在这一政策目标实现方面,仍然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通过六个典型社区的多案例分析,总结归纳了基层政策实践者运用的结构、引领、协同和统合四类工具.通过案例比较发现,工具运用的复合性和关键工具的适切性对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意味着权威型工具与治理型工具的平衡,以及政治规律和治理规律的有机结合,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政策目标实现中发挥重要作用.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综合观

任何时代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都离不开社区管理的实践,而社区管理又离不开实施这种管理行为的主体。以此为线索,分析我国目前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发展状况,以及发展方向。     

社会经济：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探索

社会经济是一种区别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社会建设力量和资源分配方式,其经济发展方式嵌入社会的发展,回应的是人类与社会的需求。现代城市社区中,小区业主大会自主掌握社会经济管理权,维护社区的社群利益,推动社区邻里合作和日常化的民主参与,回应社区业主的共同问题和社区的发展需求。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经济能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提高社区参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有助于回应社区矛盾突出、邻里关系冷漠以及社区参与不足等城市社区治理难题。因此,社会经济成为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剂新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