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或从属：旅游参与与女性家庭权力——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两性平等一直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与地位多被认为是实现两性平等的关键维度。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本文关注于参与旅游对女性家庭权力的影响及其所透射的乡村性别关系,并指出参与旅游活动对女性在对家庭中的经济支配权、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和家务分配权等权力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女性家庭权力在旅游参与中得到提升,其动因正在于文化及资源变动所引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不过,从根本上来看,这种觉醒与变化尚未真正撼动乡村中以男性利益优先为原则的两性关系。     

城乡回流大潮下农村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性别权力关系——基于晋北冯村的田野调查

在日趋显著的城乡人口回流趋势下,探讨回流农村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性别权力关系。基于晋北冯村的田野调查,流动造成的“去地域化”有助于回流青年女性摆脱传统习俗的约束;同时,流动促进女性个体化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挑战了父权家长制。然而,诸如从夫居等农村社会既有惯习及传统性别规范使回流青年女性多返回丈夫原籍所在村庄,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虽然外出务工经历大大提升了农村青年女性的能力和信心,但乡村文化中的父权制氛围仍将回流青年女性排斥在乡村治理和公共参与之外。     

论我国农村女性的生计能力减贫

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女性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贫困人口性别差异广泛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贫困人口的女性现象。女性贫困治理是全球减贫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女性生计能力的减贫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女性生计能力提升是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可行能力理论、性别红利理论、赋权增能理论可以构成我国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的理论基础。当前,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面临着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文化水平性别差异、公共空间社会排斥等社会环境的约束。提升农村女性生计能力,不仅是女性发展的核心,也是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更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

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社会性别视角下闽西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闽西农村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家庭中出现了＂男女同工＂和＂农业生产女性化＂的新型分工模式。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家庭地位相应提高,具体表现为女性自主权、决策权和支配权的地位提升。然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发现,男性仍然占据家庭的主导地位,新型的两性分工模式依然存在隐性的不平等。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婚姻状态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和性别平等思想的发展,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女性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数量也在增加。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村女性在婚姻上存在差异。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与配偶收入、户籍性质、家庭地位密切相关。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农村女性的婚姻情感、家庭暴力的应对、处理婚姻危机的能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因此,提高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改善农村女性的婚姻状况和质量,实现社会流动和生活幸福。     

家庭性别分工与农业女性化——基于江苏408份样本家庭的实证分析

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性别存在差异的产物。以农业家庭的性别分工为理论基础,通过描述统计和计量分析,揭示了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地区、收入和农业生产决策权等在内的自变量对农村女性从事的农业生产比重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女性化的现象在江苏省具有普遍性;农业女性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刚性,男性劳动力”回流”以及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并不能显著影响女性从事劳动生产的比重;女性在农业生产诸方面的的决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已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大众传媒报道中的性别意识偏差

大众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多少会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现象的影响。从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传媒中一些表象的分析。挖掘出现代传媒中依然存在的男性话语霸权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分析了大众媒介中的性别意识偏差给女性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并探讨了将性别意识进一步纳入媒体主流意识、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的新渠道。     

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环境规划战略研究

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是“三农问题”的灵魂，农村基础设施定位与环境规划战略息息相关，随意性中国新农村设施带来直接和潜在的短期和长期损失，依据科学定位塑造环境规划，避免环境恶化，增强现代技术的集聚效益和自然历史的传承。文章对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规划的内涵的界定，分析中国新农村环境规划与塑造农村基础设施的内在联系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关系，提出选择适应的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需求进行环境规划理念创新的对策与建议，农村资源通过农村基础设施的环境规划的战略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利用，以期为中国新农村基础设施的环境规划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及就业选择

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迁规律,基于2003～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跟踪调查数据,以山西10个村的样本为例考察了近10年来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和轨迹。研究发现,农村人口10年来平均年龄增长了4.3岁,而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5.6岁从性别和在家居住时间看,46岁及以上女性和61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农村生产生活的主力军从工作时间和就业方向选择看,尽管农村劳动力仍以家庭农业经营为主,但外出就业和受雇用已成为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手段从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看,滞留在农村的农业人口质量较差。研究认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迁,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农业“女性化”和“老年化”特征突显,这些问题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新农村建设与户籍制度改革应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关注农业生产的“老年化”和“女性化”特征,以及关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系。     

“三农”问题成因及对策的传播学分析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归纳为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无疑是最重要的主体。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且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自身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把子女、配偶和老人留在了农村,形成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妇女大多正处于劳动力年龄的黄金阶段,她们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抚养子女和照顾老人,这意味着她们在很多地区的农村已经成为经济和政治及其他领域建设的主力军。因此,在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区的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论乡村振兴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顶层法律制度设计的规范、保障和引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领域立法虽已取得较快发展,但随着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现有立法在回应乡村发展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新问题时仍显不足。因而,乡村振兴立法需要在修正现行基础立法不足、重塑"三农"法律体系以及克服过分依赖政策推进"三农"领域改革的弊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制定有关乡村振兴的统一立法时,应当遵循纲领性与可操作性并重、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等原则。一方面,既要注重构建乡村振兴的基本组织架构及法律制度框架,又要明确相关措施的实施标准、程序和监督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应当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依归,强化立法对农民平等参与及发展权利的保障。     

挖掘被压抑的主题——《最后旅程》与《简·爱》的叙事模式和叙事话语比较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揭示了《简·爱》所回避的男权社会的性别政治和性的权利问题,颠覆男权文化中将女性"他者化"的父权、夫权和神权,但是该文本将性解放、性放纵作为女性追求自我实现的最后出路,彰显了作者以男性文本为工具施实话语霸权的意识和意图。     

建设新农村视角下的宅基地整理的探究

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强村庄规划工作,加强宅基地规划和管理。而现有的农村宅基地存在着规划不合理,利用效率低下等很多问题。基于建设新农村的视角,探讨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宅基地整理遇到的困难,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编制科学合理的规划,集约用地;多方面融资,保证资金运行;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切实保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沃克“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下的黑人男性霸权书写

在艾丽丝·沃克看来,黑人男性对同族的黑人女性的性别压迫是对白人主宰下的男性霸权势力的丑陋复制,其与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一起,制约着黑人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发展,并使黑人女性处于各种话语和权利的边缘地位。艾丽丝·沃克在其创作实践中,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修正了种族歧视话语和性别主义话语,并倡导两性间的和谐,以使黑人民族走向解放之路。     

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女性化现象研究

农业女性化是许多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发生的一种现象,其深层动力源自市场深化带来的家庭及社会性别分工。从历史上看,轮耕制与犁耕制分别导引了两种不同的农业性别分工模式。就技术层面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的路径带有一定的性别偏好,进而形成农业女性化的局面。当代中国农业女性化图景的生成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作为劳动力后备军和蓄水池时期的"铁姑娘"、男工女耕时期的农村留守妇女以及异地务农时期的女性"农民农"。作为农业女性化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农村妇女进城后的走向,还远未实现其就业主体性,这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