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根本出路--兼论陆学艺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思想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特大人口迅速膨胀,产生了"城市病",治理"城市病"已刻不容缓。"城市病"是区域结构失衡、小城镇与大中小城市之间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结果。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社会建设发展小城镇,统筹城乡一体化改革;同时避免可能出现的3种问题,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大城市人口的增长与控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十分迅猛,新兴城镇不断涌现,原有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整个国家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但是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也给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不少压力和冲击。究竟如何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如何协调大城市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仅以武汉市为例,在系统分析大城市人口增长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人口增长对大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而探讨大城市人口控制的对策与途径,以期能给城市管理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论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模式创新

大都市区是指以大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化地区,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共同构成内部相互联系、有一定空间层次、地域分工和景观特征的巨型地域综合体。相对于世界各国大都市区域发展的成熟经验,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存在诸多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借鉴世界经验和我国城市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体制创新完善我国大都市区的治理。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异速生长关系比较研究

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城市化进程体现着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利用生物学的异速生长规律,从“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及“城-乡人口异速生长”维度进行探讨,分析中国十大城市群1994～2008年城市化进程的变化差异特征,得出中国十大城市群的乡村人口增长速度过慢;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规模过度;城市化进程差距较大;城市化进入了乡村人口衰退的质变阶段等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市发展的比较

人口城市化不仅是城市人口在一国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而且是人口在各个不同规模的城市中的比重不断变动、重新分布,走向均衡化的过程。总的来看,世界人口城市化有大城市加速增长的趋势,而中小城市则不同程度地缓慢增长,甚至停滞。     

低碳发展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

城市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目标不清,缺乏系统规划,城市规模结构性失衡,资源和能源耗费激增等问题,引发资源紧张、道路拥堵等“城市病”.通过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均资源消耗的实证研究,分析出中国城市的最优规模区间,提出中国城市化应该根据资源的承载力,以资源集约为原则,从国家高度系统规划城市化布局,合理控制城市规模,把握人口、产业、城建的发展节奏,转变发展方式,走低碳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城市治理研究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人口快速增长、资源日渐枯竭以及环境明显恶化等已成为人类在21世纪生存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开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生态城市已成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依据城市治理理论,阐述了生态城市的治理目标,并结合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治理实践,提出了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城市治理结构和城市治理工具。     

我国大都市群产业—城市协同治理研究

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不是单纯发展大城市或中小城市,而应该把城市群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不同于都市圈,大都市群的主要功能是多元化产业群落协同集聚的空间平台和空间组织架构,而大都市群治理的关键则是产业—城市的协同治理。中国大都市群产业—城市协同治理框架主要由目标模式和支撑架构组成,主要目标是连接、联动、协调、共享,实现目标的支撑架构包括城市体系的协同治理架构、产业体系的协同治理架构、交通一体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协同治理架构。     

台湾城市规模分布初探——基于位序—规模法则的分析

运用城市位序—规模法则,对台湾从日治时期至今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台湾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由日治时期的人口相对集中于大城市逐步发展为战后的人口分散于各级城市的分布格局。战后台湾之所以能构筑起各级城市规模均衡发展的多层次城市体系,主要得益于其工业化发展模式及政府制定的人口分散政策。     

重视大都市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大都市区正在成为各国经济生活、资本形成和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尺度与结构,大都市区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通常是由传统城市化转入大都市区化阶段的分水岭,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阶段转变的关键时刻。轨道通勤圈是界定大都市区的重要标准,也是区别大都市区与蔓延式大城市及城市群的主要准绳,市郊通勤铁路应该得到特别重视。在大都市通勤区内以TOD模式实现居民职住平衡,改造传统大城市由于时空阻滞导致的各种城市病,提高各大都市区的社会经济活力,才能引领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与布局,并支撑相应城市群的形成。必须尽快研究我国大都市区的官方定义,填补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缺环,把各百万人口以上蔓延式的传统特大城市转型为现代大都市通勤区,并将政府的行政组织与权力结构进行相应尺度的重组,避免由于行政碎片化的延误而付出过大代价。     

京津冀都市圈城市蔓延演化模型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增长与演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界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以都市圈为基本研究对象,基于城市经济和城市规划比较分析的视角,构建都市圈城市蔓延的演化模型,分析城市蔓延过程中的异速生长特性,进一步阐述京津冀都市圈以“减荷”为主的城市蔓延治理路径,为实现都市圈城市空间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导向。     

德国城市住房问题和政策干预的演进

中国现有关于德国城市住房政策干预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德国城市化历程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共同影响。对德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早期城市化阶段其住房问题与住房政策干预初步萌芽;中期城市化阶段住房问题充分显现,住房公共政策占主导地位;进入晚期城市化阶段后,住房社会政策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直到二战后的后城市化阶段,德国才最终凭借强有力的住房社会政策干预根除了住房短缺问题,并形成了富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住房体制。德国个案展现了城市住房问题及其政策干预的“工业化逻辑”与“制度化逻辑”,对21世纪中国开启以农民工为对象的城市住房社会政策时代有重要启示。     

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融入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生育意愿,且对于80后和东部地区农民工生育意愿的负向效应更大。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定居意愿增加和男孩偏好下降是城市融入影响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两种路径。以融入为核心的“人的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从事实和机制两方面探讨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为客观评估城镇化的生育效应,增加人口预测工作科学性,人口政策动态调整和优化等工作提供了事实基础和理论启示。     

坚持底线思维破解发展大都市区的体制障碍

在美国发生页岩油气革命后,应以石油对外依存度为底线来谋划我国的城镇化战略。发展大都市区应是我国城镇化的方向。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大都市区化的发展阶段,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该发展阶段存在的多方面体制障碍缺乏清醒认识。在现有体制下大都市区内碎片化的政府治理,已经成为发展大都市区的重大障碍,迫切需要优化我国部分大城市的行政区划。     

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模式的生成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最具代表性都市群和小城镇的城市化模式,两种城市化模式是区域经济不同发展的必然结果。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已经或正在迈开实质性步伐;多样化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是不同区域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和保证。     

外向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

学界对于城市化的研究历来都偏重于内力的研究,例如,侧重于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步伐;乡村、城市的人口流动状况;政府的地区性经济政策以及新城市建设规划等内力因素的营造,我们称其为内向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但是在资本、人力、技术和市场走向"全球化"的情况下,新的国际分工已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及经济活动急剧增长与集中的主要动力.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在1978～2003年间的城市化,体现了这个新动力.其城市化发展可以概括为"外向型城市化"模式,本文对这一模式的特点、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生命力做了分析.     

对我国城市化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在有着众多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21世纪以来,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是36%,2009年达到了近47%,城市化率年均递增一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种加速态势至少还将延续20年。由此,在当前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探讨就成为当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产业结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的政策歧视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不断弱化,而“保护性”的功能则不断增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不应是以激进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消灭农村,而应是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农民的保护功能。     

管治理念及中国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重构

管治 (Governance)作为一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权利平衡再分配的制度性理念 ,已经愈来愈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课题 ,并迅速渗透到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具体行动中。探究管治概念的由来与本质 ,客观评价其局限性 ,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以管治的理念探讨中国大都市地区管理模式的重构 ,对我国相应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