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按照年龄及少年儿童时期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界定出深受父母乡-城流动和外出打工影响的第二代农民工,并对他们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他们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同时,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并未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此,本文建议继续密切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要关注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另外,建立对流动和留守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资料搜集系统。     

完善服务管理体制 引导人口有序流动

目前，流动人口呈现出以下特点：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流动人口分布集聚；流动人口的主体是育龄青壮年；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流动人口开始呈现出“不流动”现象；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水平亟待提高；流动人口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流动人口中的“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现象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表现出高标准和多元化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择偶标准高于女性;家庭背景对择偶标准的影响在减弱;流动经历、城市融人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大众传媒却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嬗变的艰辛:直面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遭遇"急风骤雨"。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质量下降,留守儿童、老人和留守妇女不断增多,离婚率急剧上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质量提高,但组建婚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关注农村留守女童

留守女童就是指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女性儿童。农村孩子挡不住父母进城的脚步，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1．45亿，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2000万人。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和保护，留守儿童被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目前，教育部正在开展一项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多渠道寻找办法解决留守儿童面临的教育危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中，     

农村留守儿童人格教育刍议

少年儿童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农民工家庭由于亲子教育的缺失而对儿童人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利影响。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农民工的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农村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格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适应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评家庭阶层地位、媒介接触、城市经历、相对剥夺感、社区参与、组织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性影响.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三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CMP）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改善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具体地，与未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相比，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分别高62.36%和21.88%，而生活孤独感低73.00%。进一步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在线学习、社交、娱乐和消费是改善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途径，其中社交和娱乐的作用较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因个体和家庭差异表现出明显不同，因照料家庭而留守的妇女群体享受到的数字健康红利显著大于因务农而留守的妇女群体，学历较高和家庭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群体享受到了更多的健康红利，可见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尚未被全体留守妇女公平共享。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Perceived Job Rewards,and Job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Services

This cross-sectional survey study is a pioneering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 values, perceived job reward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study targeted two toy factories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and recruited a total of 1,307 female workers as participants. Among them were 577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ho comprised the target group for this research. The authors hypothesized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ould have higher levels of cognitive work values (such as self-enhancement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ut lower levels of perceived job rewards and job satisfaction than thos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no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among the three birth cohorts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he older generation felt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job rewards that they received, and their sense of job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showed a substantial positiv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ocial job rewards (such as support from co-workers and supervisors) on job satisfaction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current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China,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are affected by both the generation factor and the rural–urban stratification factor. The authors hope that the study will provide a knowledge b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oward work and for exploring the ways in which new policies and social services can be develop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ir needs.     

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基于珠三角的调查数据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的再流动。本文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转工再流动的意愿,且新一代外来务工群体比老一代更为强烈,转工是他们的一种流动表达方式,其本身就表现出一种个体的选择性及工作组织的排斥性。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个人特征变量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主导因素,组织性因素变量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获得流动提升。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搜寻时间代际差异分析——兼论对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持续期模型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再次流动”的工作搜寻时间的代际差异，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工作搜寻时间对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后的工资的影响。本文发现，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再次流动”的工作搜寻时间整体高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中，女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高于男性，而在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中。男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高于女性。但工作搜寻时间的延长并没有增加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但对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变动存在倒U型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驱动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更强,职业转换频率更高,其职业转换既包括横向上职业间的转换,也包括纵向上职业升级导致的职业转换。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融合,就有必要强化自身的职业转换能力。本文通过设计问卷对1350名样本进行实地调研,并运用SEM模型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提升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对其职业转换能力有一定的驱动影响,职业培训与受教育经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有正向驱动作用,工资待遇及福利、就业机会、职业升迁、新型城镇化等外部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也呈现正向驱动作用。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本研究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更低。仅对第一代农民工造成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教育程度、配偶是否随迁和打工地生活时间长短,而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显著影响的因素为收入和找工作途径,对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均有影响的因素为是否会讲当地话、住房状况和与当地人交往情况,但住房状况和与当地人交往情况对两代农民工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农民工失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根据2008年5月对深圳市农民工失业保险现状与需求实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支出水平、再就业的难易程度、在城市工作的年限、长远打算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其参保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拓展就业途径等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