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河南省早婚现象分析

<正> 早婚现象作为封建社会的陋习,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在我省一度大幅度减少。但据1988年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进入80年代以来.我省早婚迅速回升,早婚现象呈重新抬头之势。现结合河南省1988年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对河南80年代以来早婚现象回升的特点、原因及后果进行简单的分析,从婚姻管理的角度,探讨一条降低妇女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的途径。一、八十年代河南省早婚的特点80年代,河南省早婚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1.早婚率急剧回升。而男性回升速度远高于女性。我省1980年早婚率为10.45%,1988年则为24.77%,八年间上升了14.32个百分点。其间。男性早婚率由12.45%上升到36.83%,女性早婚率由8.44%上升到12.69%,因此,男性回升幅度大大高于女性(详见下表)。     

养老倒逼婚姻：理解当前农村早婚现象的一个视角

农村近年来重新出现早婚高潮,早婚率甚至已经逼近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本文基于豫东西村的实地调查,认为当前农村的早婚现象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代际关系变动推动的早婚仍将存在并可能有所发展。     

早婚早育状况及其影响

<正> 目前,人口控制的任务十分艰巨,我省早婚早育现象近几年有所抬头,特别是农村地区较为严重。它直接影响着人口控制目标的完成和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各级政府部门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女性早婚状况女性早婚,是指不到法定婚龄(20周岁)而结婚。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汇总结果,我省早婚现象具有如下特征:(一)早婚人数逐渐增多,早婚率有所回升。30多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女性婚龄经历了20多年自发提高阶段。七十年代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平均婚龄升至历史最高点。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平均婚龄开始下降,早婚现象有回升趋势。据1987年7月1日调查:每100名已婚妇女中早婚的25～29岁组为6.9人,而20～24岁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本文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主要受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教育程度低、健康状态不佳、父亲教育程度低、农村户口、居住在西部地区以及远离城镇等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丧偶人口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四普”和“五普”资料,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丧偶人口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丧偶人口在年龄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老化”,在性别上呈现男性化的倾向。城乡丧偶率在不断扩大,农村丧偶老人较城市丧偶老人而言有更大的增长。女性丧偶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仍然低于男性,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升高,女性和男性丧偶人口的差别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女性丧偶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不同职业的丧偶率差异较大,就业层次越低,丧偶率越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职业人口的丧偶率差距渐渐缩小。不同年龄的丧偶人口在家庭规模分布上差异较大,丧偶人口居住的家庭在不断小型化。     

中国老年人自我供养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数据处理构建模型,引入了老龄化程度、受教育年数、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化程度、健康指数和婚姻状况六个因素。比较分析了影响总体老年人、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三类人群的自我供养率的差异,同时也比较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供养率的差异程度。文章分析表明三类人群自我供养率的显著影响因素各不相同,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自我供养率差异不显著,但是养老保险参保率与婚姻状况对三个地区都有普遍的正向统计显著性。     

关于中国教育性别隔离的分析

文章以平方根指数作为衡量性别教育不平等的工具,得出以下结论:一、1990年至今,中国教育性别隔离总体呈下降趋势,城乡差异依然显著;二、地区教育性别隔离程度从高到低为东部,西部和中部;三、就各教育层次来看,教育性别隔离下降主要来自义务教育的贡献,高等教育阶段女性受教育机会相对更平等.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教育性别隔离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均教育经费并不相关,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出生性别比有一定关系.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理论体系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利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于2000年12月组织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在得到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估计的基础上,将总体规模按照老年人的人口、社会、经济、健康等多种特征,对老年贫困问题进行描述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中,女性贫困人口大大多于男性;高龄老年人的贫困比例高于低龄老人贫困的比例。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比例高于城市老年人贫困的比例。     

北京市早婚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40年我国18～59岁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变动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对1975年(含1975年)之后结婚的18~59周岁分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和教育匹配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依然以传统的"男大女小"模式为主流形态,主要介于丈夫小妻子1岁到丈夫大妻子4岁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体上看,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平均婚龄差(绝对值)的均值呈上升趋势;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找年龄相同或相近的配偶。在初婚夫妇教育匹配上,同质婚和异质婚中的"男高女低"仍是中国城乡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教育匹配的同质婚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双方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对等;由于教育普及、高校扩招以及妇女经济社会地位逐步上升、性别平等推动等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两性教育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初婚夫妇教育匹配异质婚中"男高女低"的占比逐渐下降,而教育匹配的同质性则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适婚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受教育程度趋近的配偶,因此,女性在择偶过程中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配偶的可能性和倾向性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获得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都不均衡,一些地区尚存在性别差异,而同质婚的增加和异质婚"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减少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难以通过婚姻实现社会流动,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男性可能在择偶时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     

新疆维吾尔女性人口教育状况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女性人口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与男性相比,其受教育程度低,人口比例小,文盲率高。在对维吾尔女性人口的教育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要提高维吾尔全民族的人口素质,首先要消除教育上的性别差异,尽快提高女性人口的文化素质。     

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是衡量男女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别从总体隔离、水平隔离与垂直隔离、性别类型职业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发展趋势和现状进行估计和分析,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行业和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地区的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下降趋势明显。职业间的性别分布变化显著,表现为一方面女性不断向管理层、技术层的职业领域扩张。虽然男性仍在"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具有高权威和高声望的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女性在这些职业中的从业比例大幅上升。后者表明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仍是降低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从农副业人员中解放出的女性主要向商业服务业人员转移,而男性则主要向产业工人转移。这一变化可能是由性别的自然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分工不同,而并非受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职业内的性别隔离程度普遍下降,虽然"男性职业"近1/3,"女性职业"几乎不存在,但是女性在各个职业种类中的分布比例基本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国各个省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整体偏高,而西部地区的职业隔离水平则呈现出两极分化。     

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与死亡风险及队列差异

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 CLHLS ）2002－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健康指标构建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运用增长曲线模型和Cox等比例风险函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和死亡风险及其队列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女性虚弱指数比男性高,增长速度也比男性快,但是死亡风险比男性低;出生较晚的队列与出生早的队列相比,虚弱指数会更高,他们的增长程度更快;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虚弱指数低,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比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要高。     

上海市未婚女青年避孕方法应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在上海３个市区和２个郊县婚前体检的大青年及其未婚夫调查数据，对该地区未婚女青年的避孕方法应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提示，在目前未婚青年中，性行为发生率高、未婚人工流产率高、而首次性行为避孕率低；有必要加强未婚青年性教育，包括学校教育、计划生育部门的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等，尤其是加强恋爱中大龄青年及定婚同居青年的避孕教育，以避免早婚、早育，并达到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的目的。     

家庭人口禀赋对城乡夫妻抚幼投入与分工的影响——基于西部县域调查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国家提倡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因此完善家庭抚幼功能迫在眉睫。本文基于2021年陕西N县城乡家庭专项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多分类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典型农业县中家庭人口禀赋对夫妻抚幼投入与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女性在家庭抚幼中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男性参与度较差,农村男性尤甚;伴随家庭抚幼负担加重,仅妻子的抚幼投入增加,“父职”缺位明显;祖辈健康状况越好,对家庭抚幼的帮助效应越显著;作为家庭的刚性需求,抚幼功能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加并未对家庭抚幼产生挤占效应;县外流动的打工经历明显削弱了夫妻的抚幼投入。研究揭示了西部县域家庭抚幼功能发挥面临的诸多阻力,为进一步发挥与完善西部县域家庭功能,须持续关注家庭内部两性分工的科学性与平等性,促进教育体系改革,提升西部地区男性受教育程度,强化其个体资源与家庭责任意识,促进就地城镇化,避免远距离流动带来的家庭离散,保障西部地区家庭抚幼功能与儿童成长权益。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中国女性人口教育就业现状及其相互影响

<正> 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10年来,我国女性人口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女性的教育、就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人口的教育状况和就业状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改善妇女地位状况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处理好女性人口的教育与就业问题,才能使妇女的地位不断地提高。一、女性人口的教育和就业现状1.女性人口的教育状况。建国40年来,我国女性人口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总体上看,男女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短。但仍存在着女性低于男性的现象。1982年的全国普查数据表明:全国女性12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平均为54.73%,男性为80.83%,而1987年的全     

中国高龄老人的社会经济与健康状况

文章对中国高龄老人的人口、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与分析。与城镇高龄老人相比,农村高龄老人在许多方面都面临劣势,他们只享受极其有限的退休金、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丧偶率较高,因而更多地依靠子女养老。中国农村女性高龄老人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劣势。与男性高龄老人相比,女性高龄老人更可能丧偶,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更强,而且长期照料资源的可获得性更差;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很低,更可能遭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缺损而陷入较差的健康状态。中国需要在老年保障和服务项目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给城乡女性和男性老人带来平等的利益。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