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术

我国学术周季为极盛因其时政教均不统一人民思想言论皆得自由发展正如近代欧洲诸国解胶罗马教皇之束缚成立新宗教后天文地理声光化电种种科学因以发明周季处士横议汉书艺文志敍录诸子十家所谓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秦既统一六国焚诗书杀术士而各家学术流传不绝鲁国儒生以时习礼于仲尼廟堂弦歌不辍汉高至齐首以太牢祀孔子可见当时儒家潜势力甚大汉兴萧何以刀笔吏起家乃法家者流曹叁师蓋公张良受书于圮上老人皆道家者流也叔孙通以儒术显。     

关于南宋初钟相、杨么起义的宗教派系问题的商榷

赵俪生同志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一书中,对南宋初的锺相、杨么起羲所利用以组织和鼓动群众的宗教会门的派系,作出了一个推想说:“一种属於上古期‘五斗米道,系统的宗教会门,被张馀从岷江两岸带到洞庭湖区,经过一百三十馀年的长期潜伏状态,又结合锺相、杨么的起羲出现了。”赵俪生同志作出这一“推想”的主要根据是:“这个宗教会门与上古期的‘五斗米道’有着不少的类似之处”,特别是共中有“等贵贱,均贫富”等鸟托邦社会主羲思想因素;同时,从道教、摩尼教、弥勒教的传布地域和路线来观察,洞     

关于“山鬼”——和郭沫若、姜亮夫、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

姜亮夫先生说:“然以本篇细绎之,则山鬼乃女神。而其所言,则思念公子灵修之事。灵修者,楚人以称其大君之谓也,则山鬼岂亦襄王所梦巫山女神也耶?……则山鬼为神女之庄严面,而神女为文士笔底之山鬼浪漫面矣。姑说之以待世之好楚辞者。”(见《屈原赋校注》263、264页)郭沫若先生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见《屈原赋今译》32页注语)马茂元先生说:“象《离骚》、《九     

“知人”二则

选拔人才重在“知人”,“知人”方能“善用”。如何“知人”在于平时善于观察,“善用”则是使人才各得其所,用其所长。“知人”并“善用”是许多事业成功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西汉刘邦,自幼并没有读过多少书,长期的南征北战,使他从实践中增长了许多见识。在刘邦临终时,曾对谁能担任相国说过大体符合后来历史实际的话。吕后问道:“陛下百岁以后,萧相国(萧何)的接替人谁最为合适?”刘邦答:“曹参”。再问其次,刘邦说:“王陵可以,然而王陵比较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智谋有余,却难以独任。周勃待人诚恳,能宽容,比较厚道,却少文才,性格举止文雅安静方面有所不足,能安刘氏的人定必是周勃,宜叫他担任太尉(掌兵)”。汉初,张良、萧何,韩信人称三杰,三杰能为刘邦所用,终于平定天下,刘邦可谓“知人”。     

方策是编连诸方而成册的书吗

在古代典籍中,“方”与“策”常相对而言。如《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於策,不及百名书於方。”郑注:“策,简也。方,板也。”《仪礼·既夕礼》:“书赗於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於策。”郑注:“方,板也。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策,简也。”《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郑注:“方,版也。策,简也。”那么,“方”与“策”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清代县级官制零拾

清制、衙门卫有官、吏、役和幕友、家丁之分,有顶戴、有品级的叫做官,一县之中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叫做官,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吏即所谓径承的叫做吏。《水浒传》中宋江即是刑房书吏。书吏师徒相承,如张文远即是宋江的继承人。至于役,即县衙门中的马快皂三班,即捉贼     

“道德经”的社会伦理学说

老子的社会理论观点,是他的“道”的哲学学说的逻辑推演和他的所谓“无为论”的全面论证。在老子看来,人民生活中的一切不幸与灾害,都起源於违背社会的自然法则“道”。老子把背道的全部责任归之於积极有为的统治者。“道德经”上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七十五章) 那时人民在挨饿,而统治者却过着奢侈生活。国家因而破产了。“朝甚除,田甚芜,食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     

祭说

□:字各家释祊,五期之?祭也。契文四期皆有?祭。五期不见,而有□祭。余以为□者?之正面形也。乃盛主之匣。契文中此□祭之地点在秘,在宗。所祀者直系五世之先王。字虽为方(见说文匚字注)却非说文祊,祊二字之义,所谓“门内祭先祖所傍徨也”。应释为祭於祢庙     

论明末大农民军对货币财富的积累——“明末农民大起义”分题研究之二

请允许我先从一个傅说写起。很久以前,我就听到长辈们的一个傅说,说顾炎武以一个江东之人仆仆於秦、晋之间,除却反清复明的总目的外,另有一个附带的目的,即寻找李自成部大农民军在撤退路途中所隐蔽起来的窖金,以作为他恢复事业的资本。有人甚至说,他“稍贷资本,於雁站之北,五台之东,应募?荒”的资本,就正是这批窖金。这个傅说是够新奇的,但其中也有相当的离奇成份。我曾经设法探求这个傅说的文献上的根据,然而载止到目前为止,始终未能找到。因此,我便不能不暂时离开顾炎武寻求窖金的问题,转去探索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两路大农民军各自积累大批货?财富一事的具体情况。先从旧日正统的所调“正史”开始。明史关於     

关于汉代黄金问题

金与银必须具有在商品世界充作一般等价物的机能以後,它们才能够充当蓄财手段去贮藏价值;而在它们已经能够充当蓄财手段去贮藏价值之时,马克思说:这些“金与银,是有馀或富之社会表现”了。所以,在古代史上存在过的大量藏金现象,一方面固然是表示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很高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指明了由於当时封建统治者会向人民进行着极端残酷深重的剥削,因而造成了这种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结果。     

试论老子的政治道德学说

一、用唯心唯物讲(<老子》远非要领《老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道德经》之称符实否?这个道德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它是为谁而设计?……诸如此类的问题,战国、西汉时就已经解决得一清二楚,而到了今天却成了大悬案。五十年代以来在唯心唯物上争论不休,七十年代又冒出个“兵书”之说。研究它的辩证法者有之,探讨其认识论者亦有之;有说“道”是绝对精神的,有说“道”是物     

“相国”、“丞相”官称考

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的观点出现后,引出了古往今来关于春秋战国“相国”“丞相”官称的许多不同看法:如《汉官仪》说“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说“始皇始置相国”;《历代职官表》说“相国在丞相之上”,等等。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新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一反上述传统说法,认为:“所有记载中的‘相国’二字,都可以作这样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

翻阅部分方志及论著,见到许多人讲方志起源,必称《周礼》,清人章学诚堪称代表。其说云:“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博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必资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哉?”(《方志立三书议》)又云:“惟念方志为外史所领,义备国史取裁,犹《春秋》之必资百同宝书也。”(《为毕制府拟湖北通志序》)     

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

(一)引论“隐士”,是指有条件为官作吏的“士”阶层中不愿为官作吏者而言,是同愿意为官作吏者相对立而存在的.因此,本文所论的“隐士”,是对我国古代社会里凡具有为官作吏条件的士人而不愿为官作吏者的总称.在我国古籍中,往往有“隐士”的记载,似乎“隐士”的存在是十分古老的.据皇甫谧《高士传序》云:有“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可见在他看来,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就有高隐之士存在.《后汉书·逸民传·序》也说,舜时有隐逸之北人无择.孔子生活的时代,据说还有他崇敬的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及仪封人、狂楚接舆等隐士.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后世所说的真正的“隐士”呢?今天看来,除战国时期已有隐士阶层的初步形成期的萌芽型隐士之外,春秋时期以前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隐士”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由于夏、商、周三代不存在官僚制度,也没有“士”阶层的形成,这时的官吏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宗法制度而确定的,一经确定,各级官位都是世代相袭的.在这种世卿世禄制下,根本不存在出身于平民的“士”阶层和不愿意为官作吏的情况存在,从而就决不会有隐居不仕的隐士产生的土壤.     

人文易与意象美——萧萐父的易哲学思想探论

1990年，萧萐父正式提出了“人文易”说。“人文易”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其思想主旨。在继承王夫之以来“明有、尊生、主动”之大易精神的基础上，萧萐父以“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阐明了“人文易”的精神内蕴，并用“民族魂”一词强化了它的重要性。随后，在“易道三分”说的基础上，萧萐父肯定了“神道意识”,认为可以把它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来看待。在推展“文化包容意识”的基础上，1993年萧萐父超越了民族主义立场，提出了他的文化哲学——通观—涵化说。1999年，萧萐父提出了“意象美”说，认为“意象”是《周易》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传统诗、书、画的意蕴、意境实际上是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意象美”说与“诗化哲学”说所处理的问题层面不同。萧萐父是珞珈易学学派的开创者，王夫之是珞珈易学学派的远源，熊十力是其近源。     

“同志”称呼的由来

“同志”一词并非现代语言的产物。早在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注脚:“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同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有“好友同志”之语。元初名医朱丹溪在《格致馀论》一书的“饮食色欲箴序”中也写道:“饮食之欲,于身尤切……因作饮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诸同志云。”可见,古人用“同志”来表达的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的《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通…     

释“露布”

“露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梁任昉《文章缘起》说:“露布,汉贾弘为马超伐曹操作。”但是,根据《汉书》、《后汉书》及唐李贤《后汉书》注,这种公文形式,至迟在西汉时就有了。不过,那时称为“露章”(《汉书·何武传》)。后来,也称为“露版”。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说:“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者。”(《说郛》卷4)所以,清代学者赵翼说:“露布之名,汉已有之,但非专用于军旅耳。”(《陔余丛考》卷21)关于露布这种文体的用途大致有三:     

五行说的起源及其演变(中国哲学史纲中之一章)

五行说本来包含有两种因素:一种是五方说,一种是五材说。无论那一种说法,最初全是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带有素樸唯物主义色彩的早期科学宸降墓勰钤谝笊桃丫弑?胡厚宜教授於此曾有论述道: 今按:……殷代确有五方之观念,则可由卜辞证之,如帝乙帝辛时卜辞有曰: 己巳王卜贞囹岁商受?,王?曰?。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粹九○七) 此卜商与东南西北四方受年之辞也。“商”者亦称“中商”,如武丁时卜辞曰: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前八、一○、三) 口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佚三四八)     

校书并非始自孔子

治学离不开书本。因为书本不真,所治之学必肤浅误谬。故治学必先治书,治书是治学的基础。可见,校书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我国第一个校书者是谁?段玉裁《经义杂记序》说:“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俞樾《札迻序》写道:“校雠之法,出于孔子。”章太炎《国故论衡》也说:“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尚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矣。”孔子固然是善校,后人概括他的校书方法为:“精,细,详,慎。”但却并不是校书首创者。据文字记载,我国第一个校书者当推正考父。正考父比孔子早二百多年,是春秋初期的宋国上卿,历佐戴、武、宣三公;生父孔嘉,别为公族,以字为孔氏,还是孔子的     

“待”字的训释与《逍遥游》的主旨——兼考《庄子》一书“待”字的用法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通“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文中“待”字究竟作何解释妥当?众多注家释为“凭借”、“依靠”之义。关于这一解释,不仅牵涉句中词义问题,而且牵涉全篇主旨问题。 “待”宇有“凭借”、“依靠”之义吗?查考《庄子》一书,“待”字用作此义的有几处: (1)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