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胡发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一直是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说其特殊，一方面缘在士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具有显赫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另一方面，作为识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肩负着开创、转承封建文明，更担...     

论名士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名士 ,一开始就凭藉着担任“道”的义务和精神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数千年历史看 ,名士的本质区别不在于仕与不仕 ,而是要具体察观其气节操守之是否。身仕者当以国家社稷为重 ,廉洁奉公 ,躬身行善 ,泽加于民 ;不仕者亦能独善其身 ,志行高洁 ,穷不失义 ,修身见世。用孟子的话来概括 :“士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这是名士的大节 ,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人格的尊严。因为名士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这种理想主义的本质是针对社会的正义与进步而言。这是名士历来受到人们尊重的主要原因。     

“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本文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发展作了历史巡视 ,对“士志于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了寻绎与探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与构建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作出阐解。     

秦汉历史变迁中的知识分子及其作用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名词为“士”,其实质含义为服务并从属于特定社会统治阶层、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读书人。他们本身也因此形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具有某种特征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以来,就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运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发挥他们知识的潜能与动能的社会功能。在社会历史的转折时期,这种功能与作用的表现尤为明显。本文拟通过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作用和影响,并求教于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师友们.     

汉晋名士价值观念的演变

汉晋名士价值观念的演变孔毅汉晋之际无疑是中国古代政局最为复杂动荡，社会最为混乱无序的时期，也是知识阶层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伴随着汉晋政局的演变，不同时期名士的价值观念也极为不同，它不仅透露出强烈的时代信息，也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名士风貌。因此，对...     

转型时期的文化战略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制订我们的跨世纪文化战略?知识分子应当何去何从?在这个“后”字泛滥的时代(“后现代”、“后社会主义”、“后哲学”、“后文化”、“后批评”、“后新时期”……),我们是否应给知识分子也加上一个“后”,或者正如有人所危言耸听却又不无道理地指出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将化为乌有?     

知识分子出路的寻觅与探索

封建社会,权力决定一切。知识分子的命运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依附性的生存方式和知识的内在要求,铸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弱点和优点。近代,经过催生、萌芽、雏形、发展,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诞生。救亡运动取代启蒙运动,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现代,指导思想上的正、误交织和错误发展趋向取代正确发展趋向,使知识分子遭厄运。知识分子问题的诸多悖论及产生悖论的根源分析。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为形成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奠定了理论基础、物质基础和宪法保障。知识分子不是什么人的“皮”。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人？——从知识人与知识分子比较谈起

本文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有无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为契机,讨论了知识人与知识分子的异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知识人之特征。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是指19世纪从法国人左拉出现以来的一个特有知识阶层,其最大特点是,除了用知识为己谋生或为自己政党、国家和民族等谋利益外,还有一种淡定的超越精神和勇敢的担当精神。他们愿意也能够在与社会公义和人类公义相关的公共事件或重大事件中＂做声＂。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显然不可能有知识分子出现而只有大量的知识人。中国古代知识人是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专制的产物。这个体制使所有知识意识形态化,也使所有知识人侏儒化。     

致君与制于君──论杜甫的仕途困惑

（一）做官对古代知识分子真的那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似乎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生归宿。只有以社会为本值，通过从政，凭借皇帝或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实现人生理想，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则兼善天下”，明日地青诉士人要做官万能有所作为。除非走上位途，路易统治阶层，否则，一切公德摇图，远大理想都无从谈起。关于男子们以有志于做官，黄E字《方历十五年）｝中揭瑞的回各校有代表性：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留见别人的饥寒疾病而引起同倡，同的也霍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导…     

论儒学体系中的“乐”范畴

论儒学体系中的“乐”范畴李春青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极为重视对个体精神境界的建构。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有相当部分可以称为“境界文化”。概而言之，道家的境界是“虚”与“静”，佛禅的境界是“空”而“寂”，儒家的境界是‘“诚”与“乐”。在这里我们只来梳理一下儒家思...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

援引“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各种尝试明显带有“传统——现代”两分的现代化模式的印痕。中国古代市民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基础之上。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阶层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某些成果能给市民史的研究提供启示。市民社会与宗法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的基本命题。     

论知识分子的主体形态分化

一、社会利益主体的形态分化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叫知识分子?本文简单地把知识分子界定为“一定社会中具有超过一般水平的知识才华和技能,以此为谋生手段,并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示范作用和利益导向功能的那一部分人”。这里有个方法论问题。迄今为止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大多把知识分子当成一个阶层、一个社会集团、一个利益群体,具有整体的利益独立性。这种方法在一定范围内考察判断知识分子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换个观念     

经天纬地说高贤——谈《三国演义》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三国演义》一书中,作者除去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之外,还同时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有“入世”与“出世”两大类,他们的活动当然就有“超然”和“参与”两个方面。他们的思想、情操、自我意识、自由人格以及社会责任感等,从整体上概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子的特征。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么一个群体的塑造,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关于知识分子"新概念"

从网上看到李德顺先生《“知识分子”新概念》一文,也看到其他好几篇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心有所感,也想一吐为快。李氏破除了《辞海》所谓“有一定文化的脑力劳动者”之解说,并认为它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界定,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接着又破除“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所谓文化社会学界定,并提出了他的“知识分子新概念”:“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就不能不斟酌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     

农村“富翁阶层”的出现及其影响——南通市“农村大户”的调查

十年前,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总体上收入差距很小,也普遍贫穷。十年后的今天,农民这一阶级逐渐分化为若干个比较明显的利益不同、愿望要求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大致可概括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党政管理者阶层、盲流阶层。不同的阶层都在逐渐富裕、而其中有一部分人富得特别快,其收入与拥有的财富远远高于农民致富的平均水平,成了十万、数十万乃至百万富翁。在南通地区农村,人们把他们称为“大户”,我们姑且把这一批人称为“富翁阶层”,以区别于普遍富裕起来的农民群众。“一万两万贫困户”——农村富翁知多少?在南通的一些地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万两万贫困户,三万五万还马虎,十万     

西汉后期主流话语中“文”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以《盐铁论》为中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之相近的是“文”.“文”在中国古代主流话语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诗词歌赋之类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类形式,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精神旨趣、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原本为西周贵族阶层所建构并极力推崇,但是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前期,“文”一直受到来自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执政者的轻视、遮蔽与质疑.到了西汉后期,在主流话语中这一概念才渐渐获得正当性乃至神圣性.     

墨子: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群体中 ,墨子发现了 4 1条自然科学原理 ,建立了系统、全面的科学认识方法论即逻辑学 ,并且提出了以“民选政长、贤人治国”为主体的先进的社会政治理论。因此 ,墨子可称为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典范。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近代进步知识分子与会党的关系

(一)知识阶层联络下层社会的历史传统 近代进步知识分子与会党的联系,倘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观察,并非创闻。中国“知识阶层”联络“下层社会”,溯其由来,可谓源远流长。 自“下层社会”而言之:“中国的农民阶级素来没有文化”,一旦揭竿而起,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组织等等各种知识的需要,便格外突出。自身队伍中,纵然可以涌现若干能在斗争实践中迅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