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表征及其成因

目的：近代西安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巨变,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转型过程为建国以后西安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不同程度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方向,是今天城市建设发展决策的重要依据;方法：通过历史文献、档案以及实地踏勘,采用交叉学科分析方法,研究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表征及其成因;结果：揭示了近代西安城市中心模式、交通结构、工业发展及其布局特征、商业空间、绿化休憩空间、祠、寺空间以及居住分异等7个方面的演变及其规律。     

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西安城市遗址保护中明清记忆的保存——读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有感

城市发展是历史的延续,历史城市是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记忆.现代西安不仅是汉唐长安城的传承与延续,还留下了明清西安城发展的历史印记.在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明清时期西安城风貌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城市遗址保护中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和善待历史的基本原则.史红帅所撰<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一书对明清西安城市空间发展变迁的深入研究,不仅深化了西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薄弱时期的探讨,而且对当前古都西安城市遗址保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西安文学作品形象与西安城市文化形象的悖谬性——二元张力下的文学形象与城市形象的调适性问题

西安文学作品形象与西安城市文化形象作为西安都市文化发展的两维,理应具有协调性。然而在现实发展中,二者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悖谬性特征：前者表现为一种古典、颓废的城市艺术景象,后者则呈现为一种现代、时尚的城市艺术肖像。要树立西安＂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塑造＂陕西文化强省＂的品牌,推进西安都市文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正视并解决这一问题,从二者的协调性、特别是从西安城市文学的角度予以思考。     

城乡交错区一体化发展的空间模式解构研究——以西安为例

城乡交错区是快速城市化发展背景下,城市和乡村界限不断模糊、交叉、融合的典型景观区域,是受城市辐射影响及功能扩展延续较为深刻的区域,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文章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以西安城乡交错区内的城乡空间结构融合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和揭示城乡交错区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二元空间结构协调失衡的内在原因,并以此为分析依据,提出空间结构有机整合、各类用地有机整合的城乡交错区城乡空间一体化具体策略.     

低碳旅游:低碳城市转型的模式创新

低碳旅游是在低碳城市转型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它是转变城市消费理念,驱动城市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性产业.应该从低碳旅游的市场拓展模式、产业开发模式、业态创新模式、技术推广模式等方面探索低碳城市转型的路径.     

从城市文化角度前瞻西安国际电影节的构建

受刘易斯·芒德福＂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泛媒介观的灵感启发,把电影节视为一种具有巨大文化传播价值和强大产业经济功能的创意机制型媒介,并建设性地提出构建西安国际电影节的设想。然后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方面对此设想进行论证,认为构建西安国际电影节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对于西安乃至整个陕西文化产业的进一步振兴以及中国西部电影的再度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如何在平衡区域发展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向东部沿海和城市地区集聚,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区域和城乡间发展差距的重要成因.由于收入差距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利,近年来中国更加重视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平衡区域和城乡的发展,但并未有效地遏制区域和城乡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平衡发展措施是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向沿海地区和城市集聚,同时,对落后地区和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使平衡区域和城乡发展的政策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欧洲的文化政策——从国家视角到城市视角

欧洲文化政策模式深深植根于过去半个世纪盛行的福利国家学说。文化政策是与教育政策、社会政策和医疗政策同步实施的。本文将欧洲文化政策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最后一部分的研究视角将从国家转移到作为文化生成性孵化器的城市,讨论关于文化发展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方法如何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化政策理论。     

生态城市旅游品牌塑造探析——以贵阳市为例

城市旅游品牌塑造,已成为国内外许多城市推动旅游业与城市全面互动发展的重要方式.加快生态城市旅游品牌塑造,有利于推进生态城市建设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模式.生态城市旅游品牌塑造是将城市品牌、旅游品牌塑造与生态城市的建设相融合,以贵阳市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旅游品牌塑造为例,从生态城市旅游品牌相关概念、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加强组织领导、搞好城市规划、完善城市功能、拓展市场、保护生态环境与推进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措施,构建一个以旅游产业发展和建设生态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品牌驱动模式,推动生态城市旅游品牌与城市产业的发展.     

西安营建环境经济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经济发展模式是城市政府把城市作为最大的产品进行规划、建设和经营,以环境建设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环境经济发展模式是西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架构西安营建环境经济发展模式。统一思想认识,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改善城市布局,高标准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加强文化环境建设,探索和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应成为西安营建环境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     

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

西汉的宫殿、园囿、郊猎赋和东汉的京都赋,都以长安作为重要的观照对象。前者描写长安风物,折射西汉政治风貌;后者将长安、洛阳两都对比,批判两汉政治得失。其所蕴含的长安政治性格：一是尚武精神与王霸之道;二是天人合一与帝王中心;三是盛世繁华与奢靡风尚。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的调查与评估

历史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中,以饮食、手工艺、节庆、乐舞百戏、体育娱乐、宗教、节日、文学等为代表的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的资料具有总量丰富、佚失较多、分布不均、详略及显隐差异大、价值各有不同的特点,这为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具有多样性、多源性、开放性、历史性,并且具有现实性和可利用性。对汉唐长安隐性文化资源利用的基本途径是使隐性文化显性化,关键是要选准载体,即旅游与西安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尽可能采用产业化的方式,并且要做到形式与内涵并重。     

清代后期西人行记中的西安城——基于英文文献的考察

清代后期前往西安城从事传教、考察、游历、行医等活动的欧美人士数量众多,其行记、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是复原清代后期西安城社会生活、城市景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西方人笔下,清代西安城作为中国西部之都,城高池深,人口众多,各省移民和多民族人口聚居,城区布局严整;作为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西安城贾通八方,商业繁荣,贸易额巨大。相关英文文献的深入发掘和研究,不仅有益于复原清末西安的城市面貌,更可藉此了解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世界对于西安城的认识与评价。     

论曲江池的兴衰

曲江池位于唐长安城东南部 ,在这里巧用自然地势布设风景区的设施 ,开始于秦代。隋代以前池中的水源主要依靠池内西侧的汉武泉 ,唐代时池中之水的来源又增加了一条从大峪口引氵水入池的黄渠。秦汉时这里已为名胜游览区 ,唐代时达到鼎盛 ,宋时因长安废不为都 ,黄渠断流 ,泉眼堵塞 ,池水逐渐干涸     

长安东汉作家及其地域分布略考

东汉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东汉虽然已经建都洛阳,但长安文化仍然对东汉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长安作家是东汉地域文学的代表,通过爬梳有关史料,对东汉"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39城、52位作家的创作事迹和地域分布做了考证整理,并进而总结了东汉长安文学四个方面的创作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唐长安城的昌盛与传奇小说的繁荣

历来研究唐传奇发展繁荣的原因,都是从唐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举考试的温卷,以及小说的发展等方面去论述的。本文从京城长安的角度研究唐长安城对于传奇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京都是传奇反映的主要对象。反映长安生活的小说数量多,质量高,代表传奇最高成就。唐长安规模宏大,整齐严密,城坊众多,商市繁荣,城市生活空前的复杂化、多样化。反映这种生活,使传奇小说纷繁多彩。长安城男女交往开放自由,青楼妓院林立,为前代所未有,文人狎妓游弋成为时尚,形成爱情纠葛,悲欢离合,刺激了爱情小说的成熟和繁荣,使才子佳人题材的传奇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成为传奇的优秀代表。长安的豪杰武侠风气很盛,社会崇尚任侠精神,促进了豪侠小说的发展。此外,唐长安诗歌盛极、政治开明、观念开放,都影响了传奇的发展。     

试析长安的生活经历对杜甫“诗史”风格的影响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有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唐朝都城长安度过,在长达十三年的长安生活中,成就了杜甫的现实主义诗人地位,形成了杜甫精神。今天研究杜甫在长安时期唐朝的政治变化与历史背景以及长安生活对杜甫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浅析唐代选取驸马的标准

根据现存史料与文献,对唐代选取驸马的标准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唐代即使贵为天女、公主的婚姻仍摆脱不了父母之命,对驸马选择标准的变化,事实上也随着帝王政治需要的变化、帝王兴趣爱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存在一个围绕着政治因素变化的曲线:初唐之时为政治联姻,政治标准为首要标准;身处盛世、政局已稳之时仍为政治联盟,但政治性相对能弱些;末世之时这一政治性特点又随之增强。只是处在盛世之时,公主会幸运些,除政治、姻亲血缘标准外,还会以亲族、才学、品德等作为一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