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千古奇绝“西夏碑”

11世纪,西夏王朝曾雄踞一方,与辽、宋王朝成鼎足之势。然而200多年后,这个神秘王国消失了,其史料和文字逐渐湮灭。遗留下的唯一佛教石刻——“西夏碑”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有人说该碑能换两架美国F16战斗机,有人说它价值连城…… “西夏碑”的由来 1000多年前,在黄河上游生息着一个能征善战的英雄民族党项族。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王国——“大夏”封建王朝。因它在黄河以西,所以历史学家称之为“西夏”。 立国后,党项上层把佛教作为统治思想之一。为发展佛教,他们大兴土木,     

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

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元昊曾致书北宋,自称其国为“邦泥定”,事见《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而西夏自称“白上国”,亦有实物确证,例如;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保藏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阴面汉文,首行标题作“白上护国寺凉州感应塔之碑文”;1975年9月宁夏博物馆在银川     

明代北京寺庙"敕赐碑"书家研究

明代出现了皇权独尊专制的状况, 因此建立寺庙者为了提高品位, 请求皇帝赐予寺庙名号.皇帝为了显示皇恩浩荡, 大都愿意为之赐名.于是寺庙要立碑作记, 简称之为"敕赐碑".碑记的撰文者皆出自朝廷中高官文臣, 碑的书丹及篆额者, 也应由朝廷中有影响及资格高的书家为之.因此北京寺庙的"敕赐碑", 便成为明代朝廷书家活动的重要缩影, 是研究明代朝廷书家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故将北京的"敕赐碑"按发展情况分为三个时期, 结合朝廷书家、书事加以讨论研究.     

《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

由于历史的原因,流传下来的西夏文献,犹如凤毛麟角,十分稀少。明代《嘉靖宁夏新志》(简称《嘉志》),转录了两篇西夏佚文,《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简称《承碑》);《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简称《碣铭》),甚为难得。这两篇西夏文献,是研究承天专(在宁夏银川市)营建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研究西夏的宗教、文化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

张澍的西夏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学、金石学两个领域。具体来看,在史学领域体现在《西夏纪年》和《西夏姓氏录》的编写上,在金石学领域体现在《西夏天民安碑》的发现上。     

论宋代律敕关系

《宋史·刑法志》说“律恒存乎敕之外” ,引起后人对律敕关系的争论。本文通过唐宋之际法律形式演变的考察 ,认为神宗“更目”后 ,敕均为“刑名敕” ,兼唐代之律 ,可以单独据以断罪。不再求助于律文 ,律也就存在于敕之外。法律系统从唐代的律、令、格、式系统逐渐演变成神宗更目后的律、敕、令、格、式系统。《宋刑统》在修改中行之两宋。律敕关系随着编敕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 ,神宗更目后 ,敕具有优先适用权 ,律与敕的关系是新法与旧律的关系 ,新法主要补旧律之不足 ,新法周旧律之未备 ,新法对旧律进行修订乃至部分取代     

“西夏”小考

把“西夏”和西夏王国等同起来,这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首先,指代西夏王国的“西夏”,不是本土之自称,而是异域之他称。其次,在宋代以前,“西夏”不是政权专称,而是地域名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西夏”有着不同的含义,但自晋代以来,以河西走廊为“西夏”的说法是中原社会最为普遍的认知。     

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纂修考

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计有《建隆编敕》至《重修淳敕令格式》１９部，加上内容重复的三部条法事类，宋代实际行用过的编敕则有２２部，这些编敕至迟在宋仁宗天圣编敕时已在编敕所进行，并形成一套制度，体例上从依照《刑统》的体例编修到按敕、令、格、式的分类编修。南宋孝宗时出现“条法事类”。附加项目的增多也表明了其体例的变化，其取材基本上是一定时期的“宣敕”，前一编敕可行用者，徽宗时的御笔、手诏，南宋时的指挥亦成了编敕取材的对象     

吴广成论西夏述评

吴广成论西夏 ,主要集中于《西夏书事》的“论赞”和“按语”之中。本文通过对其“论赞”和“按语”的剖析 ,揭示出吴氏论西夏的主要内容、立场观点和方法 ,从而使西夏史学工作者和读者了解吴氏论西夏的概况及其学术价值。     

论苏颋的诏敕创作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最重要的诏敕起草者之一,其诏敕作品与张说合称“燕许大手笔”。在张说的诏敕作品几近佚失的情况下,今人要想窥见“大手笔”的风采,就只能从苏颋的诏敕作品中一探究竟了。本文综合梳理了苏颋的210多篇诏敕以后发现,他执笔的诏敕骈散间用、融散入骈,用典的时候以熟典为主,骈对的形式和句法多变,同时以雄健的笔法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气质。总的来说,苏颋的诏敕创作笔法雄健、气度雍容、辞藻壮美、格局明朗,既具风骨又不乏声律,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和诗风劈出一条新路。在诗歌领域“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到来之前,苏颋的诏敕创作已经率先在散文领域实现了声律和风骨的融合,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导夫先路。     

西夏文佛经款题中所冠帝、后尊号与西夏政制建构

区别于中原佛经款题的书写结构,西夏皇帝和皇太后在撰写佛经款题时会冠以“尊号”。结合“御译”“御校”“谨施”等词语以及佛经序言的内容发现,西夏文佛经款题中的“尊号”不单纯是政治名号,可能还蕴含着佛教意义上的“觉悟”。西夏的“尊号”制度是模仿唐宋的结果,与本国的社会现实存在冲突。从“尊号”的用字来看,佛教调和两者的冲突。佛教在加强西夏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迎合了西夏僧俗的精神需要。     

北宋山东《敕赐十方灵岩寺碑》研究

《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有重要史料价值,记载该寺从甲乙制转变为十方制暨敕差住持制最终定制的过程,反映教团内部矛盾重重,但部分僧人在有限权力范围内试图改革创新;朝廷对佛教管理更制度化和官僚化;佛教平民化、世俗化特点更加突出。以诗证史,可见当时政教关系总体发展良好。     

负负为正——书法习碑刍见

“碑能强其骨,贴能养其气。”书法中历来就有碑学、贴学之分。习碑被认为是“壮筋强骨”的良方,受到广大书法工作者的重视。在习碑过程中,很多人又提出“还碑于贴”的观点,对此,我们有不同的认识。习碑时,许多人总是反复强调碑“下真迹一等”,学习碑贴时要“还碑于贴”。意思是讲碑总是不如贴,习碑时,要将碑上种种痕迹(刻痕、裂痕、     

“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

本文依据传统“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国名中争议较大的“大白高国”重新作出阐释,并揭示了西夏号称“大白高国”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国名“白高”,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通货共用与一体多元:出土货币见证宋夏民族间的深度交融

对于10至13世纪一体多元的宋夏民族关系格局,出土货币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有力线索。西夏东南边界附近的铁钱窖藏和钱币法反映出宋夏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货币制度“西传”交流,宋朝货币成为西夏这一中国境内的民族政权自铸货币学习效仿的典范;西夏通过对宋朝“先进货币经验”的学习,铸币经历了“西夏文自铸币—西夏文汉文自铸币—汉文自铸币”这一演化过程,反映出宋夏之间“一体多元”的文化交融进程;而对南宋境内西夏钱币出土状况进行统计,使得我们可以用量化方法实证分析宋夏之间“通货共用”的经济交往史实。宋夏民族政权间的货币交流与经验传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也是对这一区域内的货币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再塑造”,更推动了宋夏之间民族深度交融、国家趋向统一的大趋势。     

儒家的"礼"与西夏《天盛律令》

儒家“礼治”思想是西夏制定王朝法典的主导思想,“礼”和“律”的紧密结合是《天盛律令》的显著特征,说明中原文化对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尊君、孝亲、崇官是西夏《天盛律令》礼教法律观的核心,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律令》又极力保护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天盛律令》是西夏王朝封建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主要从法学原理与立法技术的角度探讨《天盛律令》的上述特征。     

初唐诏敕文撰制者述论

诏敕文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政令文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拥有独特的撰写、审核、发布等运作体系.初唐时期的诏敕制度在沿袭前朝经验的基础上,为了顺应时代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掌书制诰”不再是中书省的专属职能,初唐诏敕文在撰制者身份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补校《宋史·司马光传》一则

《宋史·司马光传》:“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此段文字源于苏轼之文。《东坡七集》正集卷39《司马温公神道碑》:“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勿生事,开边隙。”苏轼原文,敕边吏者惟辽而已,而《宋史》删“辽人”二字,主语承前,变成敕边吏者     

西夏文献研究的现状和未来

文章梳理了存世西夏文文献的情况,特别对近年陆续出土与出现在拍卖行的西夏文献及其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西夏文献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趋势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指出了今后西夏文献研究应注重“四行对译”和语法标注,并贯彻“因声求义”等训诂学方法,使西夏文献解读成果与历史语言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接轨,为藏缅语、古代汉语通语和方言的研究提供素材;西夏文献的阐释应服务于敦煌学、“大国学”研究,着力强调了黑水城出土文献是中国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