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

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他完成的,他提出的“三科九旨”说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人刘逢禄竟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可见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公羊家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但是,何休的“三科九旨”就其思想内容来说,究竟与《春秋》和《公羊传》有何密切关系,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其主要观点上,歪曲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本义。它的思想应该说属于何休自己。     

何休公羊三世说及其解经方法

从公羊三世说的主要特征来看,在<公羊传>中仅有"异辞"和"自近者始"之说,其中所舍渐进之义乃是三世说之肇端.何休在前人基础上,将小国大国以及内外、夏夷之空间远近与三个时段结合起来,并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采取了若干种方法,来证明和强调其公羊三世说理论.     

康熙吏治思想探义

康熙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最圣明的君王之一。他在自己当政的60余年时间内,为整饬吏治,端正官场风气,不遗余力地激浊扬清、奖廉惩贪、戒奢崇俭。他率先垂范,拓展言路,鼓励上疏,任贤用能,教吏安民,从而创造出历史上少有的活跃政治局面。康乾时期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华夏一统、国泰民安的“治平之世”,就是他狠抓吏治的结果。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与天下分合

秦汉帝王功成封禅泰山,成为王朝正统、天下一统与盛世太平的标志,为后世帝王封禅创建了可资遵循的“古典”模式。魏明帝朝“遵古封禅”之议,时在天下三分;孙皓采纳群臣封禅之议,遣使“封禅国山”,时在吴晋对峙;晋武帝朝“古典封禅东岳”之议,时在天下一统。“天下未一”则拒绝封禅,正是大一统思想在分裂割据时代的独特作用方式。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体现了君臣对“功成封禅”“封禅以告太平”的古典模式的认知与理解,彰显了“古典”封禅所承载的大一统思想对魏晋君臣的影响与塑造,其实质是对秦汉大一统思想的认同与继承。在天下分合的三国西晋历史进程中,大一统思想通过魏晋君臣“古典”封禅的政治言行得以维系、传承与强化,从而对该时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何休学说的历史影响

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春秋公羊文谥例》等著述，在《公羊》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与意义，不仅仅表现为其使《公羊》基本理论体系变得系统与完整，而且也体现为何休本人对《公羊》学说的改造与丰富，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色。尤其是他根据《公羊》旧义充实“大一统”政治理论和“三世说”历史哲学的内涵，为后世思想家提供了维护统一、从事改良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封建社会的持续发展阶段，人们更注意何休学说中“尊王”、“大一统”的政治观点。而到了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夜，人们的兴趣重点便转移到借鉴何休学说中的“张三世”历史哲学上来了。以此为依据，人们宣传维新改良的主张，指导社会变革的实践，于是出现了那场震憾整个晚清社会的戊戌变法     

圣王谱系与五德终始:战国时期天下秩序之建构的时间维度

“天下”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空间,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和制度的世界,它更是人类生存的境域.除了空间场景,“天下”还有一个时间维度.战国时期儒家通过把当下关联于过去,通过对历史的净化和梳理,使“天下”获得其时间绵延性和演替的秩序中轴.圣王谱系的建构体现的不仅是华夏民族熔铸传统的文化自觉,更是战国时期人们规制天下的现实图谋,“天下”因之成为先王道统之大叙事展开的舞台;“五德终始说”则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阐释王权兴衰,从而将天下包裹在德行更替的时间序列之中.     

试论魏源的社会历史观

魏源从历史上兵制、赋役、刑罚、科举等制度的沿革中 ,认识到后世胜前世的历史进步现象 ,具有进化论历史观。从公羊三世说中 ,魏源引申出太古、中古、末世三世说 ,在印证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同时 ,特别看重历史中“一治一乱”之循环 ,一“文”一“质”之反复 ,具有循环论历史观。在他看来 ,他所处的时代是末世 ,是“文”胜“质”衰的末世 ,故应采取对策 ,化繁就简 ,“去奢去甚去泰” ,由“文”返“质” ,达到天下大治的升平盛世。魏源之循环论显然是为改革时弊、挽救时局服务的 ,现实意义大于学理探讨     

“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包括以下内容:“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得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一致赞同,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始终存在于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王朝之中,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一统”的中国是古代各族人们认同的主要目标.     

论"成康之治"

"成康之治"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本文细致阐述西周成康时期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少数族纷纷来贺等升平景象,指出这是由于西周初年以礼治国、崇尚道德教育、实施惠民政策和严格执行法制的结果.不过"成康之治"到康王后期已经出现种种衰乱迹象,如沉湎女色、征伐不断、刑罚不慎等;而非史家历来所说,是自后来昭王开始衰落的.研究成康时期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 :“都邑者 ,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所在地 ,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因而它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政治管理和权力推行的地区。古代中国人在都城应建立在什么地区的问题上 ,自始即有一种“王者必即土中”的观念 ,即都城应该建立在天下之中心的观念。都城为何必须建立在天下之中心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解释说 :“天始废始施 ,地必待中 ,是以三代必居中国 ,法天奉本 ,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三《京师》亦云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 ?所以均教道…     

论世卿礼议之争端——以何休、郑玄与《五经异义》为中心

针对“世卿”礼议之争,公羊家主张“讥世卿”,认为卿大夫任重,当选贤任重,爵位不得继承,不过面对东周以降世卿之现实情况,何休又将选贤与世位结合起来,使“世位”亦浸渍尊贤色彩;《左氏》说、许慎等亦认可“讥世卿”之说,并进一步细化为“世禄不世位”,即卿大夫子孙仅可袭其禄采,不可袭其爵位,郑玄亦同其说,不过又强调有变例,即若有大功德,亦得世卿,以体现尊贤之意。相较而言,许慎、郑玄诸儒当认为周礼本为世禄制,而以世卿为变例;而何休则以“世卿”为周制,“世禄”当为孔子新制,且又变“世位”为“附庸”,如此尊尊与贤贤并重,亦体现孔子改制之义。由此亦体现出东汉时今古文经学之争背后蕴含着对于治统赓续的深刻理解。     

公羊家法与清代今文学复兴之统绪

今文公羊家法的真谛,是阐发微言大义,以经议政,主张"改制"、进化。东汉何休提出"三科九旨",对公羊家法作了比较完备的总结。乾隆间庄存与继承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基本问题作进一步阐释,成为清代今文学复兴的开山人物。孔广森自立"三科九旨",混淆今古文家法,其结果是抽掉了公羊学说活跃的思想内涵,使之庸俗化。刘逢禄继承了庄存与的事业,将之发扬壮大,为公羊学撰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著作,成为复兴今文学事业的关键人物。至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大力改造,倡导改革,批判专制,成为著名的今文学派健将,为以后康有为所直接继承。     

畿服之制与天下格局

畿服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是古人对于天下格局之政治思考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历史上的畿服制主要有“三服制”、“五服制”、“六服制”、“九服（九畿）制”等四种说法,其所对应的地理空间分别是方三千里、方五千里、方七千里和方一万里。其中最为流行的当属“五服”说和“九服”说,“三服”说和“六服”说可分别看作它们的附属简约版。近代的康有为曾试图借助畿服制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近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整合问题。在中国崛起复兴的过程中,畿服制的差序格局依旧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诗歌别解二则

何孟春《何氏叙录》载:东坡小词“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达者处世,盍于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燕泉在分司看菊偶题。按苏东坡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词》云“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黄花谓菊,以重九佳节而对名花,自然景与情会;一旦事过景迁,则徒感     

秦二世而亡的经济原因——斥“四人帮”在秦汉史上的一个谬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可是,与秦始皇“联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万世,传之无穷”的主观愿望相反,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仅仅时隔十五年,这个封建王朝就在陈胜、吴广首先发动的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中被推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秦王朝迅速覆亡,历来众说纷纭。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四人帮”窒息了学术上的自由     

论宋代“文化重置”——以宋徽宗与皇权审美意识形态为例

“文化重置”是有宋一朝的特定文化战略,通过向中国文化之早期核心回归,宋代文化的核心定位和品格相较于汉、唐发生了跨越式的基础之变。“重置”是非历史的、非革命的和渗透性的重大文化突破,即通过回溯蓄力,为前行开辟道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揭著名的唐宋之变——中国于宋代进入了“近世”,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时间箭头。然而宋代却是一个上下同求复古的朝代,其经典诉求是回向“三代”,这是逆向的。近世前进之潮流与复古回溯之退却,构成了方向相反的文化引流与回归,如何化解冲突并推动文化改良,是“文化重置”命题给出的课题。通过观察宋徽宗所主导的皇权审美意识形态的三个例证,切近地了解在不可阻挡的近代化潮流下,宋代是如何通过复古这一看似倒退的文化政策以实现“文化重置”并再出发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

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过去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等,也有称作中国现代史的。近世史这一名称,是因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划分世界史而来的。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写道:“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于1902年——引者)也”。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对比地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     

风诗新解（六）

风诗新解（六）晏方大车《毛传》云：“大车，大夫之车。”可与印证的只有《公羊》昭一十五年传何休往：“礼，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大车，士饰车。”但何休的注与《毛传》显然是同一来源。《石鼓文》是描写狩猎场面的，中云“大车出洛”，则大车为田猎之车；《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