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东盟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格局

伴随着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东盟经济关系已迈入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东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东盟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地区,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聚集地。当前,中国与东盟可以逐步实施"一带一路"与东盟共同体蓝图、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各国"工业4.0"的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     

东盟基础公共服务地区间差异及均等化路径探析

东盟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当前中国与东盟一体化合作机制深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东盟共同体的建立标志着东盟各国愿意携手实现地区一体化。增强区域互联互通、减少公共服务差异是建设东盟共同体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东盟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并构建均等化指数,发现东盟各国间的基础公共服务差异巨大,这将会在短期乃至长期对东盟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东盟需要通过优化各国制度质量、加强资金用途监管,做好区域公共服务水平测评、精准定位地方需求,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改善公共服务环境,合理利用国际投资与援助、拓宽基建资金来源等方式来满足地方发展的基础公共服务需求,逐步完善国内发展环境。     

东盟经贸人才培养模式的流程重组创新

东盟经贸人才的培养框架应包括国家经济建设目标、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目标。相应地,依据BPR理念,应建立东盟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小高地”、科学设计东盟人才培养考核标准、设立东盟学术、教学督导、学生就业、企业服务等研究所,同时高校还应具有前瞻性,把握东盟国家的重点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等。     

投资东盟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分析——基于桂籍华商的调查

桂籍华商与东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交流频繁,对于研究投资东盟的国家风险因素更具识别价值.文章通过对桂籍海外华商东盟投资国家风险识别的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及分析,结果显示:海外投资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事件特征等四大类因素影响.同时,桂籍华商与专家学者在东盟投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的认定上存在较大差异.积极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拓展桂籍华商对东盟投资的国家风险识别能力,建立桂籍华商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防控机制,完善桂籍华商相关组织机构,有利于更好地防范和应对国家风险.     

东盟国家纺织服装业的最新发展与加强中国对东盟纺织业投资的对策研究

自197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相继发展纺织业,使东盟成为世界纺织服装重要生产出口基地,纺织服装业几乎已是东盟各国的支柱产业。然而,目前这一产业仍存在诸多问题,为此,东盟各国政府和行业协会纷纷采取新的策略,力推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我国应加强与东盟各国纺织服装业的合作,从而为中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提供更多机会,同时将帮助东盟国家提升纺织服装业的技术,增加当地就业。     

论南宁与东盟各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作

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加强南宁与东盟各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作成为了南宁市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迁建南宁孔庙 打造特色文化

迁建南宁孔庙,是建设文化广西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打造南宁特色文化,形成南宁文化品牌,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展示城市文化魅力,培育文化精品,加强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新举措。但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亚太经济合作格局的复杂性、东盟区域内部合作的矛盾性、中国与东盟在贸易与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的竞争性、双方增强互信的艰巨性以及国际政治及经济格局的复杂性对其的影响等等。在充分认识困难的基础上,中国与东盟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处理和协调好各种区域合作形式的关系;中国要认识到帮助东盟发展的必要性,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其经济的互补性;增进沟通和互信,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协调域内外国家关系,加强中日韩互助合作,最终顺利完成亚洲的区域整合。     

海陆统筹共进,构建“一带一路”

<正>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随着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希望中国与中亚各国携手共进,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阐述中国对印尼和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提出双方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广西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浅论

文化交流合作在广西与东盟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广西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当前中国和东盟双方的迫切要求。应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桥头堡,加强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和载体建设。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筹建合作协调机构;适时制定优惠政策,加大鼓励扶持力度;利用已有平台,确定交流合作的项目,推出重点;不断拓展和丰富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范围、内容和形式。     

基于海权视角：航空母舰对中国海军转型的推动作用

海权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而航空母舰是海权的主要支撑。中国海军战斗序列的航空母舰将对中国海军转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维护中国海权的有生力量。这样的海上武装力量对于中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发展海权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从海权、航空母舰和中国海军转型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力图对建立在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攻守兼备的海军基础上的中国海权发展做一梳理。     

海权论的传入和晚清海权思想

马汉的海权论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同时,也经日本传到了中国。马汉海权论的传入,在中国国内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扩大了海权论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受海权论的影响,中国民众对海军在国防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二是促使中国人产生了初步的海权思想。但是由于四个方面的原因,晚清政府并没有将海权论用于指导海军建设,国内高涨的革命形势令国人应接不暇,人们对海权论的热情很快就被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替代,以致后来人们连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所以,晚清海权思想并不成熟。     

体系变革、战略塑造与近代日本的海权兴衰

本文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地理要素、权力政治、战略分析。针对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这段时期,日本的海权崛起为何逐渐走向失控这个议题,提出的自变量解释是体系变革,它涵盖权力结构、地理因素与攻防平衡交互影响等;国家的战略塑造能力是中介变量,包括:战略对手的塑造、国内共识的形成、地缘学说的吸收和运用、联盟战略构成等。结合海军与陆军部门的竞争关系、国内政治与外部战略环境的交互影响、地理与历史的基础性作用、对马汉、豪斯浩弗等地缘学者的历史影响考察,以及近代日本先后针对中国、俄国(苏联)和美国进行的战略调整优劣进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国家的海权发展应有大战略思维,片面追求军国主义和穷兵黩武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论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全球化浪潮飞速发展 ,世界各国无不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等方面感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来势汹涌的全球化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 ,它带来的不仅是机遇 ,更多的是挑战。全球化对各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重大深远 ,发展中国家对此应持明确的态度并采取果决的应对措施     

租借法延期援助的政策动机及其后果

美国对华租借法延期援助的主要政策动机是帮助国民政府重建华北地区力量平衡,迫使国共双方通过谈判解决政治争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不料,国民政府自恃军力强大,误以为中共军队不堪一击,遂贸然挑起全国内战。租借法延期援助积聚的能量最终失控,彻底摧毁了预定的政策目标,导致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彻底失败。     

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与马汉海权论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论述了海权思想,新航线的开辟、工业革命、航运、殖民地、世界市场是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的五环节。马汉从争夺世界霸权的角度论述了生产、海运和殖民地三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海战史的角度论述了海权与大国兴衰的关系。本文认为,这两种海权思想既有共性又有本质差异,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海洋的重要作用。海权思想对于中国发展航运经济、建设强大海军、维护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三国时期的“义”

＂义＂并不是一个具有主体意义的伦理道德范畴,而是一个附着物,是与其他道德、事物、行为相联系的中介,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人们行为道德的内在规定。在《三国志》中,与＂义＂有关的词汇则近70个,超过了＂忠＂、＂孝＂、＂仁＂三者词汇的总和。以＂春秋之义＂来表达时人的道德态度,指导、评价人们的行为和大量以＂义＂为名的杂号军职的出现是三国＂义＂伦理的两大时代特色。     

The containment and expulsion of wayward soldiers in the U.S. military

The U.S. Armed forces manage deviant soldiers, sailors, and airmen by either punishment while they remain in uniform, or by expulsion with stigma. This article divides court material rates for the period 1941 to 1979 into two categories with regard to whether or not stigmatized soldiers were punished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military system or punished and expelled. It finds that the military does not expel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serious offenses—in that a court martial is an indicator of seriousness. Soldiers who are expelled from the military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problem with their persona than with their behavior. Patterns of stigmatized expulsion do not follow the war-peace cycle. Social order imposed in a complex institution that is grounded in caste-like distinctions produces a distinctive kind of “outsider.” Labelling theory offers an explanation.     

魏晋南朝时期的堰埭建设

堰埭建设在水利建设史上被长期忽视。其肇始于先秦,发展于魏晋南朝,在农业水利和军事防御两个方面均体现出独特的功能。一般而言,堰多用于农田灌溉、排洪抗涝、军事斗争等方面;埭则兼用于内河水道航运方面,形成此期重要的人工水道,并因此成为政府埭税的重要依托。堰埭建设对古代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综合性的影响。     

清代异姓世爵世职封赠的阶段性变化及其特征

清代对军功人员的世职封赠始于开基立业的天命年间,至顺治定鼎燕京,实现天下一统,开国封赠达到空前规模;康熙以后,伴随清廷的平定藩乱,拓土开疆,复有为数众多的旗人得到封赠;咸、同之际,在安内御外等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汉人的特殊功勋使得清廷对他们的封赠呈急剧递增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