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从政”现象分析

目前,"博士从政"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博士从政"现象,认为"博士从政"符合我国干部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提出了"引博入仕"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针对国家、地方、博士毕业生提出了相关建议.     

转型期消极腐败的概念、成因、危害及对策的探析

消极腐败是由于转型期的社会道德规范失灵,官员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以及社会"潜规则"的盛行,法律体制不健全,行政决策失范,监管体制不利等方面因素所引发的。它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制约经济发展,并且也是其它执政风险产生的根源。应从加强社会道德规范建设,约束官员行为,加强官员修养教育,遏制社会"潜规则",加强法律体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以消除消极腐现象。     

血缘政治传统下的公务员录用探微

在传统的血缘政治背景下,私人关系和"面子"是妨碍我国历代官员选拔公正性的痼疾,它像一种滤过性的病毒,使我国历朝历代的官员选拔无一例外地滋生弊端和腐败。即使在我国公务员选拔法制化的今天,公务员录用中的人情化现象仍十分严重。回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员选拔制度,揭示当下法制化条件下公务员录用中存在的问题,诊断其历史顽疾,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制度因素,对于落实公务员选拔录用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大有裨益。     

浅析官员隐私权

隐私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但作为特殊主体的官员的隐私权,应该受到合理限制。可现实社会中,随着诸如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否侵犯官员隐私的热议持续不断等社会现象,对官员隐私的保护和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之间的协调关系问题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官员的隐私权究竟该如何限制?这种对官员隐私权合理限制的范围边界又该如何界定?本文以此作为出发点,对官员隐私权问题进行探讨。     

干部“三拍”和群众“拍掌”

正时下,面对波涛汹涌的新媒介,政府官员一旦行为失范,哪怕是微小的细节,都会成为"雷人雷语"。从"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到"警察不打人,养他们干吗",再到某政府网站对群众反映问题的答复为"已阅"等现象,暴露出许多有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显示出个别官员素质低下的真相,更让政府公信力大大受损。     

论明洪武朝官员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与实践

明初洪武时期,为了解决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一些朝廷官员或提出了积极可行的见解,或在实践中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从这些官员的具体言行来看,"威德并行"是他们对民族问题见解与实践的核心内容,其中"德怀"是主要的,"威服"是次要的。这些官员主张"德怀"为主,"威服"为辅,主要是受儒家文化、传统民族观、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和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朝廷官员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与实践,促进了明初民族政策的完善与推行、民族关系的稳定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掀起“问责风暴”,因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官员免职、引咎辞职现象日益增多。然而许多官员被问责后又离奇复出,公众对问责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与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与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消极影响有关。要有效地解决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积极推进现代政治文化建设;二是建立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法规;三是加强对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监督。     

观念、制度与环境:“为官不为”现象衍生的内在机理

作为我国政治生态中日渐凸显的吏治难题,"为官不为"是指官员放弃或不充分履行自身岗位职责的情形,属于失职渎职的范畴。究其成因,"为官不为"现象是由特定的观念、制度和环境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观念因素是指由于部分官员受到"权力本位"、个人利益至上等错误观念的渗透,致使他们在从政过程中迷失自我,对权力的认知发生异化。制度因素是指由于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激励机制存在的失衡问题,抑制了某些官员工作的积极性,以及问责机制的缺陷可能被个人"钻空子"以逃脱监督。环境因素是指嵌入到官场生态中的官员,受到高压反腐情势、"乱为"空间的压缩、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社会舆论对官员的消极刻画等复杂环境的诱导与规制,从而策略性地选择"为官不为"。     

唐朝“官二代”的不同结局

"官二代"是相对于"富二代"和"贫二代"的又一个网络新词。其实,"官二代"问题并非始自今天,可以说由来已久。我们在史书中常见到官员后代打着老子的旗号升官发财,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官二代"身上,但追根溯源却或多或少与官员本人有关。一些人混迹官场多年,沾染了一身坏习气,这肯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官员,他们几代都可谓是贵族,官居显赫,清正廉洁,但是后代子孙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家族蒙羞。这种现象既让人义愤填膺,又让人唏嘘感叹。     

媒介越位：权力的扩张，还是监管的缺失

媒介越位是指媒介越过了自己的专业分工,而承担其他专业职责的现象。在当今的新闻实践中,媒介越位成了案件的"审判者"、新闻事件的"局中人",成了"官员"与"批评家"。这是由于社会的过分依赖性使媒介的作用、权力和地位无限放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的不完善助长了媒介的不良习气;媒介的定位不清晰削弱了人们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媒介越位阻碍了社会民主进程,并造成传媒本身的腐化,因此必须加强媒介监管:进一步加强新闻立法;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     

电子政务流程再造的社会效用研究

从社会效用角度,分析了电子政务流程再造过程中官员的寻租行为.根据寻租现象构建了政府官员博弈模型.运用成本效益法,从个人、社会、行业三方面进行了效用分析,探索了电子政务流程再造对寻租行为的影响,为政府治理寻租现象提供了政策性建议.     

“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个性官员”研究

"个性官员"是指党和国家行政机关中有明确的价值主张和实际行为,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工作人员。如果从"元治理"的视域研究,"个性官员"群体是可以和中国社会语境兼容的,其标准在于合法性标准和"返魅"标准。但在契合中会遇到官员主体和客观环境要素的对立和冲突,其原因包括制度供给的不足、"个性官员"角色冲突以及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性等。因此,要实现"个性官员"和当代中国语境的真正兼容,必须促进普遍道德标准和官员个体创新的统一,通过法治建设实现制度"善"的落实以及构建符合公共精神的当代政治文化。     

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现代文明背景下的公民道德发展——“公民道德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交流会综述

正2013年9月21-22日,"公民道德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交流会在江苏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发展研究"课题组主办,东南大学"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协办。来自美国、英国、德国、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近百名学者、博士研究生及江苏省委、南京、苏州、常州市委宣传部官员参加了会议,为期两天的会议分为主题发言、评述、自由讨论、课题组专题报告等环节,专家学者们就大会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广泛交流,为公民道德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学     

现代性铁笼中“生活与艺术的乌托邦”——读《现代审美文化视野中的波希米亚精神》

波希米亚是一个当代文化时尚中颇为吸引眼球的词汇,卫华博士于浙江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现代审美文化视野中的波希米亚精神》,深入探讨了这样一个舶来词和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起源、概念发生和精神谱系。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波希米亚"文化现象的学术专著,对于我们深刻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波希米亚文化现象,是一个重要的凭藉。     

国家公务员职业对"官员创作"的影响

公务员的职业特点和在当前社会结构中的定位,对"官员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并因此形成"官员创作"的主要特征.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报载,湖南政法队伍中难得的学者型官员——唐吉凯,任职期间,在攻读博士,担任长沙中院副院长后,在全国率先推出解决"执行难"的机构改革。他曾被委以重任,主审了"三湘女巨贪"蒋艳萍案。上级把他作为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选送到国外留学,工作中能娴熟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术”——从“官箴”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文化职能

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教化百姓、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目标的地方文化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关于州县官员具体该如何对百姓进行教化、建设地方文化,在清代的官箴书中有充分的讨论。官箴书的编纂者建议,州县官员可从"去弊"与"建设"两个方面来建设地方文化,即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重点打击等手段来禁止影响地方社会风俗的活动;另一方面,州县官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圣谕的宣讲与传播、义学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对模范人物的表彰与保护等手段对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与当代文化事业建设不同的是,清代地方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眼中所谓的"愚民"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     

免职衍生为问责手段的误区及化解

从法律上来看,免职是一种正常的人事任免手段,不具备惩戒性;问责则要求官员对其行为作出解释以及回应,并对违反公共职责的官员实施一定的惩罚,具有一定的惩戒性。"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影响、我国现有的问责法律制度中对官员"免职"的责任定位不明确、官员问责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是免职被衍生为问责手段的主要成因。以30个案例分析指出,免职被衍生为行政问责手段将产生执法过程随意性大、"免职"官员的复出成为常态、免职被异化为庇护官员(尤其是高官)的保护伞等一系列问题。应纠正目前法律中对免职的各种模糊规定,明确免职的人事管理性质,取消"免职"作为问责官员的惩罚形式,统一规范我国官员问责的形式、内容及程序,从制度上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官员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