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制度

近代法官制度改革是地方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晚清司法改革结果。法官多元主体结构的存在以及传统封建法律意识都对晚清司法改革产生巨大影响。从法官培养、法官考试、任用、编制四方面对清末地方法官制度改革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 ,清末地方司法制度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在于 :法官群体非常复杂 ,法官的主体改造没有完成 ;所任用的法官中具有近代化司法意识的法官太少 ;司法改革软系统中的封建因素太多 ,其影响太大。     

刑事司法改革:从变法逻辑到试点改革

"变法逻辑"一直是统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路径.在激进变法与急速修法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妥当的试错机制,不仅制度的正统性资源在流失,上层指导与地方创新的关系失衡,改革本身也沦陷到"一改革就失败,失败再改革"的困境.为摆脱长期的改革误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应实现从"变法逻辑"到"试点改革"的逻辑转换,实现从"局部完善"到"全局优化"的效能发挥.     

中国转型期地方庇荫网形成的制度因素

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中出现的庇荫网模式与以下三个制度因素有关。首先,是上下级之间“恩主—受庇人”的庇护制关系。其次,是部分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互生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寄生性。这种关系使一些当权者可以在完全摆脱正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权力的极端个人化。第三,地方司法系统受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支配控制的人事组织结构,致使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地方司法官员的司法庇护。这三种制度性因素,是中国特色的“地方苏丹化”的结构性基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在制度创新方面作出重大努力,这种以庇荫网为基础的类苏丹化的地方政治顽症就很难根本铲除。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心证制度驳议——以民国司法档案为据

我国内地法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对于其诉讼法律规定的自由心证制度,有的持"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混合论",有的则斥之为"伪心证论"。通过对民国司法档案中大量诉讼案例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自民国初年以来,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演进,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基本完成,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作出自由判断和认定事实的情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发展及其完善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权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有力支持和保障,同时也是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已经成为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把"非诉讼"的人民调解和司法的强制力结合起来,对运用多种途径解决纠纷起到了聚合作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从实践到制度的形成经过了地方实践、正式确立和程序完善三个阶段,但是当前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应有的功能,我们还需从制度上加大和不断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     

宪法学视域中的地方公债制度

地方公债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宪政是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机制,同时宪政又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2009年地方公债制度给我国宪政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以更加宽容平和的心态考量这一关涉宪政建设的制度变革,人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革新对于央地分权以及地方政府"主体性"建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当然,其间所存在的制度缺漏依然需要在宪政主义的指引下逐步加以解决和完善.未来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改革应当在总结中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错来实现制度的逐步完善,进而推动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研究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特殊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其中的审判监督制度改革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在较为有利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等条件下,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在继承中国传统审判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优点,形成了自身的特有内容.它改变了中国历代旧有司法审判监督体制,是中国传统审判监督制度的重大突破.改革中暴露出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也不无借鉴意义.     

二维视域下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是我国在立法分权层面对"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作出的制度性安排,能使国家基本法律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笔者运用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法学资源重组、整合,剖析该制度设计的机理,说明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模式的合理性.     

事实与规范之间:司法与地方立法关系考察及改良

新《立法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地方立法的一次重大变革。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容及范围的厘定不仅已经开始塑造新的立法生态,也将重新定义司法与地方立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规范形态考察,目前我国《宪法》《立法法》及相关诉讼法已就司法与地方立法之间的互动架构作了铺设,但实践中二者的互动情况因类型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差异。在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与司法改革的多重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完善地方立法对司法的主导机制、健全司法对地方立法的确认机制、将司法适用情况纳入地方立法后评估体系等措施,丰富并调整二者的关系,推动司法与地方立法的良性互动。     

“轻罪过”与“重罪过”:元代的诉讼分类与司法秩序

元代刑名与婚田钱债等诉讼有着明显区别,但二者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更多是统一在公权裁决下的轻重、大小之别,即所谓的"轻罪过"与"重罪过"。相应的,元代司法制度中不同案件的诉讼程序亦没有严格区分,而是在某些环节有所差异,以及在审级制度下形成的"自理"与"奏报"的潜在分离。但在地方官员的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案件又展现出相比制度设计更为明显的差异。从制度设计到现实司法秩序,元代的诉讼分类展现出十分复杂的图景,同时对明清时期有着重要影响。     

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司法公正

伴随经济发展,我国利益分化较为明显并随之产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变化既加剧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也凸现出法院自身利益与其职责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势必影响法院的司法工作,从而不利于司法公正。在努力理顺法院与党、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并且完善经费保障的同时,我们更要通过司法公开加强法院审判制度建设。利益分化属于多元社会的常态。通过全面的改革举措,我国人民法院体制必将妥善应对利益分化,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论转型期社会公正的实现

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制度与精神、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统一。要实现社会公正,既不能否定客观制度,也不能否定主观道德,而是要求客观制度与主观道德间的恰当张力,要求制度公正与个体善、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这也是我国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道路:制度整合与道德整合的有机统一。     

“分配正义”三题

当代中国语境下分配正义的具体问题应从政治正义的维度,以弱势群体问题为切入进行思考,即:应当从制度变迁成本担当与收益享有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形成的特殊性,弱势群体应当享有与其成本担当相应的收益;社会二次分配能够从契约论得到合理解释,它是不同群体的互惠过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不应仅是基于道义的,更应是基于政治正义的补偿正义.     

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与权力的正当性——从司法审查的视角看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之争

司法审查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审查公共权力是否应当为了改善经济处境最差者的境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是审查在实行分配正义的过程中,公共权力与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通过对权力正当性的司法审查,可以调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观,并致力于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三个向度上,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论隋唐时期的司法集议

司法集议主要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类型。就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而论,它们基本上都是三省制框架内尚书省系统政务运作的一个环节。指定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决策的制度安排,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司法集议是一个开放性、临时性的介入程序,在集议的结果出来以后,司法机关可以对之进行驳议,门下省也可以行使其封驳程序,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专门意见对常识判断、少数专家对多数意见的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程序正义于中国司法实践之困境与出路

程序正义在西方法治实践中是一个核心的要素,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有重大意义.但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我们可以从历史传统、制度改造以及控权的角度来分析其原因并作对策研究.重点在于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程序正义,通过公开的信息交流,多元的观点辩驳,让民众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认识选择;通过开放式司法实践,培育法律人的程序伦理.     

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及其社会正义的追寻

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是经历了青年黑格尔时期、完成向唯物主义转变时期、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唯物史观确立之后四个阶段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对“社会承认丧失”的批判、“社会承认诉求”的肯定、“社会承认理想”的憧憬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的基本内容。追寻社会正义是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的理论旨趣，为实现社会治理正义提供了价值理路，即消除对社会承认的漠视以维护社会正义，优化物质利益关系以保障社会正义，促进制度优化与心灵安顿以实现社会正义。     

社会公平保障理论创新与现实操作

在国外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公平一直是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热点问题。许多国家都积极地从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建构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基于对国外社会公平保障的理论溯源和制度考察．推进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切实着眼当今中国实际,把握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确立正确的社会公平保障理念,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正义、公正、公平辨析

正义、公正、公平等范畴既存在着相同,也存在着不同,因此,不能把复杂的正义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公正或公平问题。对于正义问题应从理念、制度以及日常生活等三个层面进行考察。相应地,对正义、公正、公平等范畴的辨析也需要从这三个层面来展开。正义包含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信念,体现着真、善、美的全部内涵,更具有理念色彩;公正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并与一定的制度性因素相联系的正义;公平主要关乎的是人们日常生活操作层面的事情,它只需遵循同一标准规则的相同对待。     

刑事法律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

中国学术界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究竟谁应为优先者之争似乎已经陷入了二律背反。一方面 ,主张实体正义优先的学者不得不面对众多深具远见的学者对“看得见的正义”的迫切呼吁以及现实中恣意的“人治”给司法公正性带来严重损害的尴尬 ;另一方面 ,主张程序正义优先的学者也难以回避由于我国刑事立法宁粗勿细、宁疏勿密的原则给法律适用带来的难题。在刑事法律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中 ,如何能够使得两者不会由于陷入“纳什均衡”而导致法律功利目标的削弱 ,就成为我国能否真正走向法治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