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汉代“訾算”——兼论吴简中的“訾”

“訾算”不同于“訾税”。《汉书·景帝纪》所见“訾算”是以“算”为单位的关于居民财产总额的统计,“訾算若干”作为“为宦入仕”的准入资格,借用了“算”这一统计单位的方式。吴简中的“訾”可能是“訾算”的简称,其是作为平訾过程中划分户等的依据,而非赀产税。     

浅论西汉的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一个传统政策。不论王朝时间的长短国力强弱、皇帝的作用大小,都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治国之道。在历史上,西汉时期抑商的政策显著,作用很大,并对后世影响较深远。西汉为什么要抑商汉初,由于秦王朝对农民战争的残酷镇压和楚汉相争带来灾难,百姓大量死亡或大部逃匿,史载;“人相食,死者过半”曲逆城“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天子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社会经济凋蔽的现实,汉代统治者不得不“承敝易变”,革除秦汉暴政,代之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也实行重本抑商政策,但由于农业、手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天下统一,道路畅通,关梁山泽之     

治国之道 归心于农──也谈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最能代表“民以食为天”与“治国之道，归心于农”的改革思想。本文通过史实进一步说明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刚开始确立阶段所具有的进步作用和存在的不利因素，以期提供些许启示。     

农本思想与西汉盛世的形成探析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210年之久,出现过史称“文景之治”、“武帝极盛”和“昭宣中兴”的盛世时期。西汉盛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历代帝王农本思想的推行,其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重农、劝农和奖农、轻徭薄赋、抑商政策、整顿农吏。     

两汉"禁民二业"政策的历史考察

“禁民二业”思想是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四民分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一项重要的统治政策。两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与重农、抑商和抑兼并问题密切相关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而言 ,西汉前期“禁民二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重农和抑商 ,西汉中期以后则以抑兼并为主要目的 ,东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及其政策目的之差异 ,这一政策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也因时而异。     

论古代的抑商政策和现代的轻商思想

<正> 一、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和轻商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对商业一直采取抑制政策。抑商是为了重农,抑商与重农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历史上往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称之为“重农轻商”或“崇本抑末”。这里的本,指的是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末,开始指的是手工业中的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后来又扩大到所有的民间工商业。当然,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农,並不是重视农业,也不是重视农民,而是重视依靠剥削农民所得的地租和赋税。     

抑商与重商──中西文学中商人形象描写殊异成因论

抑商与重商──中西文学中商人形象描写殊异成因论周旋我国历来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早在战国时代的李悝、商鞅、管子等便积极倡导以重农抑商作为立国之策，韩非在他的《五篇》中公开咒骂“工商之民”为蛀虫，认为他们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秦汉大统一的帝国建立后，重...     

论古代雅典的商贸活动

古代希腊也同古代中国一样重农抑商。在希腊 ,有身份而受尊敬的人宁愿从事农耕而不愿去经商。雅典的侨民活跃在工商业 ,他们在作坊做工 ,进行商贾贸易 ,经营银行。古典时期的雅典 ,除农业和其它食品生产外 ,很难说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商业”。把古代雅典经济置于工商业发展基础之上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全文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做了分析,认为司马迁不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中间三句正是对这一传统政策的认识和总结,首尾两句是在批判纠正汉武帝极度抑商政策的基础上,对传统抑商政策做了理论上的提高与升华,强调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代表了司马迁进步的工商业政策思想。     

重农抑商辩

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中,史学界普遍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重提这个问题,拟纠某些偏颇之说,以求公允、符实的评价。(一) 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虽然贯穿始终,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抑商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大体说来,先秦的封建领主制时期,抑商的色彩较淡,秦汉以来的封建地主制时期则抑商色彩较浓。如以中唐为界,则中唐以前抑商较为突出,中唐以后抑商有所削弱,重商渐趋抬头。     

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封建王朝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是自明朝中后期以降的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抑末”、“轻商”的思想与政策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人否定。这种社会意识反映到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贯彻经济政策的操作中一方面奉行朝廷颁布的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扶持商品经济发展,有时为着后者而对前者采取阳奉阴违的作法。 地方政权的职能发挥,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何等的推进与制约作用,本文就清代州县政权的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司马迁经济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光辉巨著《史记》熔铸了他毕生的心血,其内容丰富,哲理深刻,两千年来一直为后世所推崇。而集中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货殖列传》则历来被视为奠定《史记》这部伟大史著的“瑰伟奇变”的大文章。其“千汇万状,震荡六合”1,“将天时、地理、人事、物情历历如诸掌”2,更为后世学者所倾慕和叹服。笔者据其文对司马迁经济思想作一探析,以求方家赐教。一、农虞工商四业并举的经济观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西汉初,汉王朝统治者仍沿而未改。史载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     

论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西汉时期政府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在前代统治者的基础上对这一政策进一步发挥、发展,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时最好的效法榜样。但这一政策在西汉初期和西汉中叶以后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西汉初期发展农业的政策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抑制商业的效果并不明显：西汉中叶以后继续发展农...     

论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的成因

通过法律困辱工商业者、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传统的形成，直接由“农”、“商”对封建国家的“利”、“害”属性所决定。从政治经济方面讲，私人工商业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有着经常性的危害，它常导致小农经济瓦解。从伦理方面讲，私人工商业是对封建等级秩序、“均平”秩序、俭朴秩序的经常性破坏因素，它易导致社会尊卑贵贱紊乱。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封建国家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商鞅与色诺芬农业和战争思想之比较

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中国和希腊,曾出现过一种令人瞩目的政治、经济理论,这就是由商鞅与色诺芬二人提出的重农抑商和农战并举的理论。诚然,农业被摆在古代社会经济之首位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它是奴隶制经济的物质基础,奴隶主剩余产品的剥削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但重农何必定要抑商,农与战这矛盾着的双方又有何理由得以并举呢?该理论提出之目的何在,效果又怎样呢?况且,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人又是如何得出这般类似且力排众议的理论的呢?正是这种种疑问促成了本文撰写之初衷。     

清前期“重农抑商”政策及其法律思想

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生产的手段,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和商业发展方面。通观清前期的生产发展制度,重农抑商思想贯穿始终。从专卖制度、从商资格、商税征收等几方面论述清前期的抑商政策,剖析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实质。     

帝王农本思想对西汉盛世形成的影响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210年之久,出现过史称"文景之治"、"武帝极盛"和"昭宣中兴"的盛世时期。西汉盛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历代帝王农本思想的推行。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重农、劝农和奖农、轻徭薄赋、抑商政策、整顿农吏。     

《歧路灯》中商业广告所反映的商人智慧

商业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商人经营艺术和智慧的结晶,是商家取得理想回报不可或缺的手段.在重农抑商的年代,商业和商业广告为传统观念所鄙薄.在18世纪的小说<岐路灯>里,多种多样的商品广告根植于清代康乾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书中对中国商贾生意经验的形象总结,展示了中国商贾的风采,其丰富和客观程度,是同一时期其他任何道德文章所无法比拟的,具有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