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鲜卑与西域关系述考

一 匈奴的势力伸向西域,始于月氏放弃其故地之时。月氏的故地,据《史记·大宛列传》,在“敦煌,祁连间”。其地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太山东麓;极盛时其势力范围在东方到达河套内外,在西方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应在它控制之下。据《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自冒顿单于即位后开始强盛。冒顿在破灭东胡,消除来自东面的威胁后,便掉过头来对付月氏。他对月氏发动的较大的攻势有二次。传文称第一次为“西击走月氏”。其结果是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传文称,“是的、汉兵与项羽相距”,知这次攻势发动的时间大约是前三世纪末。嗣后,据同传所载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遗汉书”:     

月氏、乌孙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动

战国、秦汉之际 ,月氏和乌孙活动的“敦煌、祁连间”即指今河西走廊敦煌至酒泉、张掖一带 ,分布于河西走廊东西部的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就是月氏和乌孙活动的遗存。不久 ,月氏打败乌孙而独占了河西走廊。约在汉文帝时 ,由于匈奴的崛起 ,月氏又被迫退出河西。此后 ,一直到汉武帝元狩二年以前 ,河西始终处于匈奴控制下。     

人类敦煌 心向往之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敦煌的对话

<正>在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接壤处的戈壁大漠中，有一片绿洲，她就是驰名中外的“丝路明珠”——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乃盛大辉煌之意。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春秋时期称敦煌为瓜州，以出产美瓜而得名。西汉武帝时期，张骞的“凿空”之行打通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列四郡，据两关”则在保障丝绸之路通畅的同时，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发展以及中原和西域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也因此见证了历史的风云际会。     

青海道述考

古代中外陆路交通,主要是指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沿塔里木盆地两缘穿越葱岭,通往中亚、印度和欧洲的那条大干线,即所谓“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不经河西走廊,而是走青海古羌人居住区而通今新疆以至域外的路线——为论述方便,故称之为“青海道”——其作用和重要性可能不让于前者。然而,由于文献材料缺乏,对它的开发与利用,特别是晋、南北朝以前的那段历史,迄未展开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对该道在晋、南北朝前是否存在,表示怀疑。在此,笔者不揣浅薄,略述其始末,考其史实,作为引玉之砖,以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青海道交通,晋、南北朝前文献记载虽不甚明朗,但事出有因,最早提到这条路线某些线索的竟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史记》,其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云: 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     

古代塞种在哈萨克草原的活动

一、塞种的起源及其分布 中外史学家部公认乌孙族是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可是乌孙族原来并不在伊犁河流域,而是居于敦煌,祁连间,于公元前160年左右才西徙伊犁河流域,因而乌孙未到伊犁河之前,塞种与大月氏族已先游牧于该地,所以《汉书·西域传》称:“乌孙国……本塞种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可知乌孙虽在伊犁河一带建国,其中融入的塞种之民是不少的,现在于哈萨克族的克昔恰克、阿尔根等部落中仍     

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正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车师》:"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郑)吉、(司马)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     

西域使臣张骞

张骞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当时,汉朝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抗击匈奴的战争。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从一个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西域有个大月氏国家,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他的头颅还被制作成了酒器。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便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又受乌孙国的攻击,只好再向西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无人相助。武帝了解这些情况后,想联合大月氏,以“断匈右臂”。故而,决定派使者出使大月氏。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肩负出使月氏任务。公元前139年,张骞由匈奴人甘父作向导,率领一百多人,浩浩荡荡从陇西(今甘…     

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

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莫任南《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和帝时，汉击破北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同传还提到曹操大败乌桓，“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匈奴和乌桓的“落”指什么而言？马长寿在《...     

汉代乌孙族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

乌孙族原在敦煌祁连间时,已是匈奴西边小国,与匈奴、大月氏同俗.《史记·大宛列传》说:“乌孙……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这同俗,不仅包括生产的相同,也包括生活习俗的大致相同.乌孙族从河西及天山东部迁往伊犁河流域后,由于地理环境关系,仍然以游牧养畜业为主,《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地区“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确实在乌孙族住牧的伊犁河地区,特别是天山山区的昭苏、特克斯、巩乃斯、尼勒克、巩留一带,今天依然是一片又一片镶嵌在山间的无垠草原和山上郁郁葱葱、苍翠蔬蕤的遮天松林以及长得齐腰深的各种禾本科、豆科的丰茂牧草.山区降水量平均在600毫米左右,天马的著名故乡昭苏盆地有些地区的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山区气候湿润,年平均气温较     

蒙古族并非匈奴后裔

近来经常听有人说“蒙古族就是匈奴族”,或者“蒙古族是匈奴族的后裔”。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考察,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生活着两个较大的民族:匈奴与东胡,匈奴居西,东胡居东。最初匈奴与东胡是友好的邻邦,到匈奴冒顿单于时代(公元前209——公元前174),东胡王向匈奴王勒索“脱落之地”,匈奴王怒,“地,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于是率众击东胡,大败之,尽占东胡之地。东胡从此便     

大宛和康居综考

大宛的位置,历来虽有若干异说,但多数学者认为应在今费尔干纳(Farghāna).今案:此说可信.盖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大宛位于乌孙西南、康居东南、大夏(大月氏)东北、捐毒与体循西北.而乌孙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康居在锡尔河、塔拉斯河流域,大夏(大月氏)在吐火罗斯坦,捐毒与休循分别在Kizil su河源头和Alal高原,断大宛的统治中心确为费尔干纳盆地.不仅如此,大宛疆域的四至也可大致     

一九八四年民族研究有关学科论文、资料目录索引(再续)

民族历史西汉霍去病西征匈奴取道青海的探索 《青海地方史志研究》第1期第33页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邱树森 《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第145页匈奴左地与姑夕王驻地王可宾 《黑龙江文物丛刊》第2期第61页关于“汉匈奴为凝台眷月.渠”印的若干间题 黄盛璋 《西北史地》第1期第9页 “汉匈奴为提台曹且渠”印考释店嘉弘 《人文杂志》第1期第103页北匈奴西迁考略林斡 《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第59页匈奴分裂的原因和呼韩邪附汉的意义莫任南 《湖南师院学报》第2期第16页从匈奴单于的继承看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 王可宾 《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第1…     

“瓯脱”考述

“瓯脱”的含义,因匈奴没有文字、汉文史籍记载又不详,历代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弄清其本义,对匈奴史的研究将具有一定价值。 “瓯脱”一词,首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文云:“东胡玉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吝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 对于“瓯脱”的解释,自汉代以来大约有这样几种:(一)《史记集解》引韦昭曰:瓯     

从《李陵变文》看敦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李陵变文》为敦煌陷蕃时期民俗变文中的代表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到敦煌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与统一,尽管民间文化对李陵更多的是同情,官方文化则更多贬斥,但充斥其间的“忠”则是统一的;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直接冲突在《李陵变文》中也有反映,李陵尽管身着胡服,却有着一颗尊汉之心,显然乃陷蕃敦煌民众现实心态的如实展现;《李陵变文》援儒入佛,乃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一种表现。总之,从《李陵变文》可以看出多种文化在敦煌的碰撞与融合。     

大夏之故地与民族

本篇始写于前岁,正值玄奘西行一千三百六十年。初意只欲解答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所提出的东西两个睹货罗问题;然溯源而上涉及很广,刨根掘底,势必将月氏源尾合盘托出,凡有求其族源、分支流派、故地迁徙、名称更易、政权疆域、各家意见、彩陶分布地区,以及远古之大夏与夏王朝之关系等问题,仅就学习所得撮要说明,藉以提高认识,有利于进一步的探索。     

蒲松龄为回回人后裔考

蒲松龄是我国清代的文学巨匠,他的名字和作品已经走出国界,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蒲松龄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蒲学”。 关于蒲松龄的族别历来众说纷纭,并在学术界出现过论争。本文仅就蒲松龄的族别予以考证。结论是:蒲松龄应是回回人的后裔。 1、蒲松龄在《族谱序》 (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龄集》卷3)云:“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二讳居仁,并为元总管。” 《淄川县志》卷四《秩官》亦载录元总管蒲鲁浑、蒲居仁之名。同书卷二下《继冢墓》云:“蒲鲁浑,元般阳路总管,墓在昭村北坊,存,碑仆。”“蒲居仁,同上。”     

《三事忠告》

《三事忠告》《三事忠告》一书乃为元代张养浩所撰《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及《庙堂忠告》三书汇本之合称。《牧民忠告》系张养浩任县令时著，二卷，分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宣化、慎狱、救荒、事长、受代、居闲十章。《风宪忠告》为任御史时著，一卷，分自律、示教...     

唐代西蜀经吐蕃通天竺路线考

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说:“史记大宛传载张骞自西域回,已明印度与中国,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是印度通西蜀的道路,较之河西走廊通道,反在其前。可是当时王朝,要正式开发这一路线时,“又皆闭昆明莫能通”。而典籍内,却又经常提到天竺与西蜀的直接往来。如: 一、《法苑珠林》卷二十二说:“(西洱河)其地西北去巂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二、《高僧传》卷七说:“释慧睿,冀州人。少出家,持节精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敬信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遂以金赎之。即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     

“瓯脱”释

“瓯脱”一词,在《史记》、《汉书》中凡六见,兹列于次: “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发人民屯瓯脱”。“瓯脱捕得云中生口”。“与瓯脱战”。“闻瓯脱皆杀之”。 对瓯脱一语的解释,有笔者所见,除注①外,尚有八种。为分析之便,亦抄录于下: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