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对美国政策的演变及走向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与美国关系发展迅速。越南调整对美政策是其"融入国际"总战略的需要,也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同时是越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在新形势下以新思维布局国家外交战略的体现。尽管经贸投资是越美关系发展的推动力,但在双边与多边机制下加强与美国的国防安全合作则是提升越美关系的重要领域。南海问题无疑是越美两国近期合作的战略聚合点,但越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分歧,则是两国关系长期发展需要面临的挑战。越美关系未来会继续深化,但既合作又斗争特点将愈发突出。     

析战后初期澳美对日政策之分歧

澳美两国曾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盟国,但在解决战后日本问题上,双方在诸如对日受降仪式、盟军对日实施军事占领与管制以及对日和会安排等方面,都存在不小分歧。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很多,其中,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战胜国所具有的抱负及其地区安全战略,与美国的大国地位和全球称霸战略形成一定的冲突,这是双方在对日政策方面难以取得一致的主要原因。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美国远东外交与华盛顿体系下的海军军备限制问题

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政府在国会要求削减开支的压力下,基本上继续沿着华盛顿体系的轨迹,寻求与列强合作,继续进行裁军谈判,先后召开了日内瓦会议和伦敦会议。这些国际会议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更多的却是暴露和激化了列强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的分歧,裁军谈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和国会与海军在裁军和对日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美国海军在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下抵制裁军,继续努力保持战备,但财政上的困难终于使之在与日本海军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特朗普当政以来的美俄关系

国家利益对立和国内政治现实限制了特朗普在美俄关系上的"操作"空间。所以,在入主白宫后,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很快由暧昧转向强硬,打破了人们对美俄关系改善的期待,最终导致双方形成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对峙。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矛盾和分歧的根源在于历史传统和价值观的差异,这是双方互信缺失的根本原因。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结构,美俄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转圜,"新冷战"将成为双边关系的常态。     

公司业绩与财务政策的数理模型分析

通过引入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念分歧发现,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的选择受同一个因素所驱动,即由共同被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控制权分配的治理机制决定。债务与权益比率越高和股利支付率越高,将使投资者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不考虑代理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经营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念分歧导致的控制权问题将产生对项目选择的分歧。这种潜在分歧的程度依赖于公司以前的业绩。     

20世纪60年代德美、德法关系探析

美国是联邦德国重要的盟国,法国是德国邻国,但二战后美法两国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如何平衡德美、德法关系成为联邦德国政府的重要关注点.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前后三位总理阿登纳、艾哈德和基辛格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调整德美、德法关系,试图寻找平衡点,致使这一时期德美、德法关系出现摇摆.     

从美欧双方政策原则之分歧看冷战后的美欧关系

冷战之后的美欧关系将如何发展 ?怎样理解美欧关系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行为 ?本文从考察 2 0世纪美国对欧洲政策中存在的两个连续性特点出发 ,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对欧洲在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合方面持续的努力可能产生的反应 ,从而试图在学理上揭示美欧关系由于双方政策原则的分歧而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从敌人到全面伙伴:越南发展对美关系的战略考量

越南与美国从昔日敌人到当前的"全面伙伴关系",是越南"全方位、多样化"外交政策的成功。越南发展对美关系不仅只是摆脱政治孤立的权宜之计,更是建立"强大经济",借助第三方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长远谋略。但越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未来越美之间的关系将依赖于越美如何平衡人权、贸易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尽管越美关系背后有明显针对中国的考虑,但这只是大国政治在地区博弈的一个侧面。     

对当前印度南海政策的战略解析及前景展望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印度对其南海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包括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影响、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以及加强与美日之间的关系等。这种调整不仅由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同时也受到了其强烈的大国情结和战略追求的推动。印度在制定南海政策时虽然会迎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以实现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但将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而最大化地实现其大国战略追求和安全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英军事合作

二战期间,中英在亚洲进行了军事合作。中国军队增援香港英军,并入缅协同英军作战。在缅甸战场,中、英、美三国联合打击日军。中英训练的突击队在浙江东部的抗战中屡建奇功。在此过程中,中英之间有过分歧。双方在军事合作起点问题上发生争执。对攻缅作战态度不同。情报合作以失败而告终。但分歧是次要的,合作是主要的。双方军事合作取得很大成效。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的比较分析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接近而不断向前推进。奥巴马政府希望把发展清洁能源的环保政策和经济复兴计划结合在一起,使美国重新掌握国际气候政治的领导权。欧盟主张通过设置具体的减排目标,继续使用京都模式来展示其领导力。美欧的分歧主要是"碳资本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两种不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竞争。同时,由于全球气候治理的自主性降低了外交谈判的意义,因此美欧气候政策中的冲突不易调和。     

杜鲁门、麦克阿瑟对朝鲜战争政策之比较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朝鲜进行了武装干涉。在干涉朝鲜战争的战略目标方面,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是一致的,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在具体的政策方面,他们之间又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与冲突。     

论罗斯福与马歇尔在欧洲战略上的分歧

1941年底至1942年7月,罗斯福与马歇尔在欧洲战略上的分歧,是围绕着美军首先在北非登陆作战,还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波列罗——围歼”计划为中心而展开的。他们之间的分歧,与英、美、苏三国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搅拌在一起,尤其是和英国坚持的战略争论搅拌在一起,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重大问题。1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方面觉得美国参战使他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但另一方面担心“美国的战略思想可能有急剧的转变——可能放弃先前同意的‘首先对付德国’的策略,而把全部力量集中用来对付日本。”因此,建议英、美首脑就战争战略问     

法德军事关系与欧盟共同安全政策

欧盟共同安全政策是法德军事合作（或者说对抗）关系在冷战后发展的逻辑结果,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控制德国、束缚德国而设计的,经历了一个从超国家机构安全体系到双边合作,再到多国家的共同政策这样一个历程。由于缺乏信任和美国政策的影响,法德双方几次深化合作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欧盟共同安全政策的产生并没有消除法德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因此,其发展趋势和作用也将非常难以确定和把握。     

数据刑法保护路径的分歧与解决方案

在现有数据犯罪体系下,数据刑法保护面临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形式保护通过计算机犯罪罪名体系实现,实质保护通过保护数据内容所对应的法益实现。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数据犯罪罪名适用不一。造成这一分歧的原因是现有刑法规定无法直接反映数据对应的法益,并且司法上并未厘清数据犯罪的法益识别路径。现有的解决方案包括实质保护优先、形式保护优先以及两者结合等思路,但都存在一定缺陷,不能彻底解决这一分歧。解决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需要立法和司法联动。立法上,应对实质保护条款进行必要改造,取消对数据单独的形式保护并设置专门的数据安全保护规定;司法上,应妥善处理不同法条之间的关系。     

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太战略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力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在贸易战上,日本一面与美国周旋,一面加速与其他贸易伙伴的一体化进程,表现出相当大的自主性。在科技战上,尽管日本政府与美国步调一致,但日本国内围绕安全优先还是经济优先的问题存在争论。日本特别担心中美"脱钩"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和全球供应链断裂,危及日本经济增长的根本。在印太战略上,日本表面上与美国保持协调,实际上却试图与美国的政策划清界限,不愿意过分突出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希望日本的"印太构想"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日本与美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零和"竞争。尽管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存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分歧,但日本既不可能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脱钩",也不愿意陷入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因而采取了竞争与合作并重的对华政策。日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成为常态,如果中美竞争愈演愈烈,日本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     

耕地红线的话语之争--可持续发展背后的争论及其思考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被普遍接纳的发展模式,但在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人们对于如何调整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关系、如何权衡不同目标的看法却强烈地受到认知框架和价值立场的影响,进而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背后尖锐对立的政策争论。近年来引发社会热议的耕地红线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政策话语的视角,对耕地红线“存”“废”两派的观点进行分析,讨论了政策争论背后关于证据、故事诠释和认知图景上的分歧,进而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宗旨背后,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来自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及人类认知复杂性的挑战,而打破话语霸权、促进不同话语之间平等、理性的审议协商是弥合分歧、构建共识的重要途径。     

西方经济政策、分配政策及扶贫政策观点上的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过去的 2 0年里 ,西方经济学界在经济政策、财富分配和扶贫政策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在分析这些分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分歧的本源 ,认为分歧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两类思维方式 (“政府思维方式”与“民众思维方式”)在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理解问题框架的不同造成的。最终 ,本文将冲突与分歧的本源归结为 :聚合尺度不同、时间尺度不同及对市场机制与能力理解的不同。只要充分认识到这些分歧的本源 ,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 ,持这两种不同观点的人是完全可能进行对话而非对抗的。     

法德军事关系与欧盟共同安全政策

欧盟共同安全政策是法德军事合作（或者说对抗）关系在冷战后发展的逻辑结构，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控制德国、束缚德国而设计的，经历了一个从超国家机构安全体系到双边合作，再到多国家的共同政策这样一个历程。由于缺乏信任和美国政策的影响，法德双方几次深化合作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欧盟共同安全政策的产生并没有消除法德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因此，其发展趋势和作用也将非常难以确定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