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广播改革的创新与思考——以陕西经济广播为例

全国地方经济广播近年来已不是当年"珠江模式"的风光无限,在央广"经济之声"不断蚕食地方经济广播节目市场的同时,如何改革经济广播是各地方台不断探索思考的重要课题。文章以陕西经济广播于2010年开始的"圆盘式"经济资讯节目为切入点,较全面地介绍了陕西经济广播的改革经验,同时也分析了地方经济类型化广播的发展瓶颈并提出了相关建设性建议。     

促进青海对农广播发展浅见

发展对农广播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一环。面对青海对农广播现状,认识青海广大农牧区发展对农广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注重广播的社会效益,创新农牧区广播管理机制,加快对农广播频率建设,精准广播节目定位,是实现青海对农广播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于广播类型化的思考

广播类型化,是根据广播媒介的特性和听众的特殊需求规划的一种适应广播生存、发展、竞争的运作模式。它最大限度地让听众接受,从而聚集听众、扩大听众队伍。在日益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电台如能掌握住目标受众、稳定受众及开发潜在受众,就掌握了主动权,在与各种媒体的竞争中取胜。     

中俄传媒业改革发展的比较分析与解读——以广播业为例

中俄(苏)两国曾经有着相似的媒介经历,转型之后发展各异.通过比较两国在转型期不同的路径选择,从国情特色、媒介经营、社会责任和传播技术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中俄传媒业发展的异同,并以广播业为代表指出中俄广播业都已进入持续发展时期,但仍有上升空间,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博弈中都存在如何平衡的问题,新技术的运用与媒介融合则是广播业今后的发展方向.     

广播组织赋权的国际法视野与本土化构建

广播组织赋权在权利客体的界定上存在着"广播信号"与"广播节目"的争议,虽然国际立法选择了"基于信号的进路"构建广播组织权,但将广播组织选择、编排的节目载体作为权利客体,不仅会造成法源的混淆,也会导致客体类型的繁杂。在技术主义的影响下,广播组织的界定也将网播组织排除在外,导致国际公约所构建的保护制度无法满足广播组织在网络时代的需求。因此,广播组织赋权必须先从广播组织劳动成果的保护出发,明确权利客体为"由广播组织选择和编排的、按一定顺序排列的节目群",同时排除技术主义的影响,将网播组织纳入到权利主体的范畴之内。在此基础上,从权利客体的利用行为出发,明确转播权、复制权、公开播放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均为广播组织权的内容。     

浅谈广播媒体如何加强节目主持人的互动意识

强化节目主持人的互动意识是广播媒体最基本的要求,主持人在主持节目过程中能否与听众形成互动,这是与主持人的良好素养及应变能力、民众化意识分不开的。没有了广播节目的互动,广播本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会减色,就不会使广播的魅力显现,而且这种相互的互动往往是主持人以一种主持者的姿态和听众在进行交流。     

试论分众化时代打造广播品牌的重要性及其路径

在媒体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广播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如何拓展广播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做什么节目,怎样做节目?这是每一个广播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如同产品是企业的生命一样,节目是广播赖以生存的基础。广播进入分众化时代,注重专业化品牌经营是关键。本文结合实际对分众化时代广播节目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及路径进行探讨。     

声音传播的社会生活--1927年至1937年的上海广播演变轨迹

上海的广播是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电子媒介,在社会生活各领域转型的背景下,广播经历了兴起、繁盛和整顿中繁盛的十年兴盛时期,三个阶段的发展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表现出中国化、上海化和国家化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社会生活发生互动作用.     

式论分众化时代打造广播品牌的重要性及其路径

在媒体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广播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如何拓展广播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做什么节目，怎样做节目？这是每一个广播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如同产品是企业的生命一样，节目是广播赖以生存的基础。广播进入分众化时代，注重专业化品牌经营是关键。本文结合实际对分众化时代广播节目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及路径进行探讨。     

试论新时期中国广播文艺的发展

广播文艺是以电子技术、广播技术、数字技术为传播手段,主要以声音为物质媒介,诉诸于人们听觉的艺术。技术,让广播文艺有了多角度实现声音艺术的可能;艺术,让广播文艺有了更为灵动的展示方式;而人,随着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则拥有了更加宽广、多元的欣赏空间。中国的广播文艺因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历程,从而在不同时期展示了具有时代特色与广播文艺特色的作用与价值,并在探索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又让中国广播文艺的形式、内容、风格再一次得到磨砺和凸现。     

广播发展的跨媒体合作之路

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广播这一传统媒体受到强烈的冲击,如何打破媒体间的壁垒,整合资源、多渠道、多角度寻求新的跨媒体合作发展之路,是传统媒体面临的紧迫任务。本文结合实践,通过多媒介融合的表现、路径、方法,阐述了在多媒体时代背景下,如何拓展、延伸广播媒体功能、领域,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广播发展模式。     

从媒介形态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播大会——以20世纪50年代天津广播大会为例

20世纪50年代的广播大会,作为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把广播这一媒介的鼓动功效发挥到了最大。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特殊广播形式的研究却处于空白状态。文章从媒介形态理论入手,着重分析了广播的媒介特性和社会作用,结合我国新闻媒体的历史传统,认为这种广播形式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起到了＂社会发动机＂的作用。     

云南广播业发展中的理念更新

作者针对云南广播业的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发展应该完成“三步走”,即首先实现频率的“窄播”化格局,实施差异化战略;接下来在“窄播”格局下完善其专业化配置,使差异化频率更加细化、市场目标更集中,针对性与专业程度更高,并开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品牌内涵;第三步则是真正向互联网谋求合作与联动,开发网上广播等各类新形态与新内容产品,拓展开发多元路径。云南广播业的发展要在探索中开掘核心竞争力,改变广播媒体的弱势地位,不断实现发展思路中的理念更新。     

广播主持人的综合素质浅析

广播文化就是＂主持人文化＂,广播主持人的综合素质决定着宣传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一个优秀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应该着重培养以下几方面素质：一是应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是应具备较深厚广博的文化素质;三是应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     

扬“短”避“长” 力求精炼——精办广播节目的几点做法

"文以精为贵"这是任何语言文字都适用的标准,而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广播节目(本文主要是指日常的广播社教节目,下同)更要做到"短小精炼"。与之相反,大时段的广播节目(特别制作除外)即两三小时以上的广播节目,已再难适应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世界媒体变平的广播机遇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媒体蓬勃发展，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在三网融合的大趋势下，新媒体业务又为广播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媒介融合必然成为传统媒体的未来发展之路。     

我国广播实行产业化经营初探

随着媒体竞争的不断加剧 ,作为相对弱势的广播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求得生存发展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目标 ,就要在运作机制上有所突破。借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机制 ,通过走产业化之路改革创新 ,有利于广播传媒完成向市场转轨 ,实现资源整合和合理配置 ,使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产业化经营模式达到最大化 ,并在传媒市场中占据有利态势。     

网络传播背景下的广播新闻改革思路初探

随着网络的出现,广播新闻传播再次受到冲击。广播作为媒体要想在未来的传播格局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广播与其它媒体应相互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共享,才能“双赢”;其次,广播新闻传播必须在充分认识自身媒介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相应变革,才能将其潜质开发到接近极至。     

广播节目评估体系的基本框架

广播节目评估在国外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我国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广播收听率的调查。从蹒跚起步到蓬勃发展,从人才匮乏到英杰辈出,从简单模仿到与国际接轨,中国广播的节目评估事业走过了浓墨重彩的10年。但是尽管如此,由于行业内统一规范不足、客户衡量调研结果标准的匮乏等因素,都让这个新兴的事业显得任重而道远。在广大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广播节目评估不但成为了广播电台了解自身收听情况、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乃至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更是帮助广播电台有效了解媒体市场竞争态势,向广告客户提供投放信息和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方式。广播事业自身管理与发展的双重需要,使广播节目评估课题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