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信徒 革命的叛徒——宋江“反诗”剖视

历来许多评论宋江的文章,都愿意称道宋江在浔阳楼题的“反诗”,认为它表达了宋江的“造反”精神。其实,这种说法不是有意歪曲,也是一种误解。我们把这首“反诗”和整部《水浒》中宋江的所言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江不过是个浸透孔孟之道毒汁的反动儒生,一心想爬上更高统治地位的封建奴才,处心积虑出卖农民革命的可耻叛徒。“反诗”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宋江的“夫子自道”,是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孔子论《诗》与鲁迅论《诗》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阐释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孔子与鲁迅论《诗》的理由是: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自汉代之后,《诗》被尊为《诗经》,是不能被随便解释的,因而在近现代之前,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并没有打破孔子论《诗》的范式。而鲁迅论《诗》则打破了孔子论《诗》的范式,而开创了现代的新范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论《诗》对于现代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孔子论《诗》即使对于“反孔”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     

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

欧阳炯《花间集序》不反宫体 ,更不反艳情 ,也没有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花间集序》的主旨是提倡“雅词” ,崇雅黜俗。针对民间曲子词质木无文之俗 ,欧阳炯提出了“诗客曲子词”的概念 ,以文雅的诗客曲子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 ,以供文人宴集娱乐之用。     

《诗·周南·麟之趾》新解

《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一诗,因为歌颂的是“麟”,历代封建学者便认为它就是神话中的“仁兽”麒麟,从而对这首诗作出了许多牵强傅会的谬解。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诗经》研究者们仍未对这首诗的传统谬解予以澄清,并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麟之趾》诗中的“麟”并不是麒麟;即便说到麒麟,它原来也不是个神话般的动物;而《麟之趾》一诗非但不是宣扬神异祥瑞的诗,正相反,它是古人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首婚礼歌曲,或议婚时的贽礼歌曲。这一结论,是我们对《麟之趾》诗逐字逐句重新考证后得出来的。该诗全文是:     

读《湘灵歌》札记

《湘灵歌》是鲁迅旧诗研究中的难点之一。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湘灵歌》的主题思想、写作背景和诗的内容的理解存有分歧。一、关于写作背景对这首诗写作背景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的背景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是红军粉碎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红军和根据地更加发展了,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鲁迅身在白区心在苏区”,他“在获悉反‘围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郑声淫”辨

自从孔老夫子说了“放郑声”、“郑声淫” 以后,《诗经》中的《郑风》就遭了厄运。几千年中,人们把它目为“淫诗”而对它侧目而视。 《礼记·乐记》便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 到了《毛诗序》,更在“乱世”、“淫”字上做了不少文章。不过,《毛诗序》虽然指斥郑国淫风盛行,但它并没有把《诗经》中的《郑风》指为“淫诗”而加以否定,而是把它们作为“刺淫”作品加以肯定的。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实用主义理论特色

上博简《孔子诗论》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理论特色,它强调的是诗在处理内政外交时作为一种特殊语言所具有的交流功能。《孔子诗论》中所论述的《诗》的内涵和《左传》中《诗》在“达政”、“专对”时所体现的内涵基本一致,它和现代文艺学常用的评论方式没有直接关系。     

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诗的哲理意味与表现

诗的哲理意味与表现班澜诗的建构要求：诗必须有意义，即诗应该是对生命存在的真理性揭示：同时诗又是反逻辑思维、反推理的，也就是说诗不能说理。显然这是一个悖论。诸如沈德潜在《说诗语》中就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     

李义山《韩碑》诗事实考辨

“韩碑”,指韩愈的《平淮西碑》。《韩碑》诗是李义山咏史诗中的名篇巨制。“谗之天子言其私”是诗中十分重要的一句,它不仅点明了推“韩碑”的原因,也表示了诗人对推碑一事的愤愤不平之情。但是,诸家注释这句话时,把“谗之天子”的谗者解释为李愬的妻子,唐安公主的女儿,或者为李愬部下的武士石孝忠,把推碑的根本原因说成是平叛功臣之间的功劳大小之争。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我们认为“谗者”应是牛党成员李逢吉、皇甫镈等,“韩碑”的树立和推翻、重撰文的实质是割据和反割据的路线之争。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妙悟”探源——读《沧浪诗话》札记之二

《沧浪诗话》是南宋诗坛上一部自成体系的理论著作。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而要着重讨论并解决的基本问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二是怎样才能产生出这样的好诗来。对前者的答案是“兴趣”说,它构成了《诗话》鉴赏论的核心;对后者的答案是“妙悟”说,它形成了严羽诗歌创作论的基础。关于“兴趣”说,我已撰文论述,这里想进一步探讨其“妙悟”说及有关问题。     

《沧浪诗话》的“别材”、“别趣”说

一、“别材、别趣”说的开创性在众多的宋人诗话中,严羽的《沧浪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它的开创性表现在要探讨诗与文“别”的内容。“别”指的就是诗歌的特性。《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之“材”是什么?《诗话》没有正面解释,但可以从它所反对的诗风来作推论。《诗话》说: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