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先秦儒家“亲亲”和“尊尊”思想的特色——以文献所记载的丧服服叙制度为视角

先秦儒家从内位与外位相区分的角度考虑“亲亲”和“尊尊”关系问题,这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儒家重视亲亲血缘关系,实质是强调情感的自然真实性,包括丧服服叙制度在内的礼文之道德原则实际就源自于人们的这种真实情感。对源于亲情的真实情感的极端重视和通过对道德原则的不断切身反省从而得到落实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两大特色。     

先秦儒家“亲亲”和“尊尊”思想的特色——以文献所记载的丧服服叙制度为视角

先秦儒家从内位与外位相区分的角度考虑“亲亲”和“尊尊”关系问题,这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儒家重视亲亲血缘关系,实质是强调情感的自然真实性,包括丧服服叙制度在内的礼文之道德原则实际就源自于人们的这种真实情感。对源于亲情的真实情感的极端重视和通过对道德原则的不断切身反省从而得到落实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两大特色。     

“家国同构论”的重新审视——以周代国家秩序构建为中心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理论构建如何返古开新。作为宗法意义上的“家”体现了以亲亲为本、以尊尊损益亲亲的“齐家”文化。从“宗统”到“君统”体现了以尊尊为本、以家拟国的治国文化。“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体现了封建制中家与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合治理结构。     

“身份名片”:一个盛行于古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兼论共识的“象征效应”

“身份名片”的盛行与古代中国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重序”国情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培养国人“亲亲”“尊尊”的礼治理念中,有效发挥了彰显身份等级的“名片”效用,从而成为共识效应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其中蕴含的哲学文化学的价值与意义,应当引起学界的重视.     

宗法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

宗法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亲亲”、“尊尊”原则,至西汉时期发展成为“三纲”原则,是中国封建法律的指导思想,也是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本文从宗法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入手,来分析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的成因和主要表现形式。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意境”说六种及其申说

从古人的论述和今人的研究中 ,述评了六种“意境”说。指出这六种“意境”说的合理性和缺憾。本文认为意境是人的生命力开辟的、寓含人生哲学意味的、情景交融的、具有张力的诗意空间。这种诗意空间是在有读者参与下创造出来的。它是抒情型文学作品的审美理想。“生命力”的活跃是意境的基本美学内容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与传统易学思想的矛盾及其消解

本文对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及其流变依其内在发展逻辑作了一个概要的历史回顾 ,并重点揭示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与传统易学理论的矛盾 ,从而寻求更接近史实、更贴近易理的阴阳爻配应方案 ,根据传统的“阳一阴二”法则 ,就易卦与现行二进制的内在关联性给出数学上的说明 ,指出“先天易”系统是自在的、完备的自然数序的计数系统。     

爱德华三世执政早期与意大利银行信贷关系刍议

外籍商人及外籍信贷者在英国的事业和历史很久之前就被人所知,但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未知的细节,特别是14世纪早期,爱德华三世和意大利巴尔迪和佩鲁齐公司的信贷关系。英国国王利用意大利银行家的借款,代为战争用款、王室"锦衣库"支出及外交使节的费用。巴尔迪和佩鲁齐通过贷款给国王,获得的较高的收益,包括昂贵的利息、国王给的特许政策和权力。但带给银行家众多利益的同时,英国国王无力偿还巨额贷款给意大利银行带来了生存危机。     

殖民地语境下韩国现代作家的“东北”形象

“北乡”是由解放前在东北的韩国人知识分子提出的乌托邦幻想,其基础是努力在东北寻求生路的生存意志。“北乡”意识产生于以日本的殖民统治为中心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力量关系之中,于是韩国人的生存意志在日本的殖民语境中变形为一种乌托邦异国形象。     

跨境电子商务生态安全立法问题研究

4只箭毒蛙被快递进境事件又一次给我国的生物安全治理敲响了警钟.新市场或者新交易路线的开发对引进物种有积极的影响,贸易额的增长增加了外来物种在当地传播和建立种群的可能性.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异域另类宠物交易有了非常便利的渠道,网络将其源源不断输入我国境内.作为外来物种,异域另类宠物有可能加剧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和隐患,从而危害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而我国目前外来物种入侵相关立法并不完善,多年来我国都无法摆脱遭受外来物种入侵最严重国家之一的头衔,新问题的出现无疑会加剧情况的恶化.对此,我国应升级现有控制手段为立体防御体系,尽早系统化立法,防患未然.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家族网络及其社会意义

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结构,配之以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使得家族网络成为与现代性相对立并由之所否定的东西,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正当性和合法性。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亲族伦理制度．通过自身的结构运作塑造着一种团结形式,为个体成员提供着社会性支持作用,恰时西方的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形成某种程度的补充。和谐社会建设要重视传统家族网络及其伦理文化的社会意义,与时俱进,设计出与时代精神相匹配的举措来,有所为有所不为,方不失为明智之举。     

论婚姻与信用

信用是人类婚姻关系内蕴的伦理要求及其得以维系的道德资本。婚姻的法律信用、道德信用和心理信用是婚姻质量不同程度的标示。婚姻二维性的博弈所形成的张力,使婚姻呈现出不同的信任状态。功利型婚姻信任具有脆弱性和易变性,认知型婚姻信任对婚变具有一定的抗震性,信念型婚姻信任能够降低婚变的潜在风险。     

赵郡李氏与北齐皇室通婚考论

赵郡李氏是中古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与北齐皇室的通婚多达十例。这些婚姻关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联盟的表现形式。同时这些婚姻的结局又多是不幸的,它充分暴露了北齐皇室内部激烈的权利斗争及其在文化观念上的落后性,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齐政权兴衰存亡的政治文化原因。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伤春”与“悲秋”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在宋词中表现得非常集中、强烈。其中的“伤春”主题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 ,有的旨在抒写时代哀感 ,有的重在表现身世之悲。前者主要产生在风雨飘摇的乱离时期 ,针对性较强 ;后者则是特定环境下某种情绪的流露 ,意义指向是多元的 ,但与“忧生之嗟”更为相近。而“悲秋”的心理指向主要定位在“感士不遇”方面 ,在南宋作为抗战志士的词人身上表现为更为悲郁的“英雄失路”的情怀。到了朝代鼎革的宋元之际 ,词人“悲秋”更多的是将“悲身世之秋”与“悲时代之秋”打并在一起。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夫妻财产立法若干基本问题探析

夫妻财产关系的发生以人身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这决定了夫妻财产制理应属于身份法范畴 ,但同时其又脱离不了财产法的性质。因此 ,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应对影响其立法的相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考虑 ,对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重新进行设置 ,以体现夫妻财产立法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作者通过对夫妻财产制与民法中的一般财产关系的比较 ,探析了影响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夫妻财产立法的相关因素及立法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