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谏与宋代改革

宋代真正称得起改革的,一是庆历新政,二是王安石变法。御史和谏官在这两次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台谏与宋代改革的关系,略抒管见。 台谏与庆历新政 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台谏有不解之缘,从新政首领范仲淹的上台到新政的彻底失败,无不与台谏密切相关。     

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看韩琦

韩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面对北宋早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他积极参加了庆历新政的变法革新,但后来因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同王安石的改革设想不同因而,他又强烈地反对这一变法。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

<正>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范仲淹主持下进行的,对后来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庆历新政,已有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从王安石熙宁新法与庆历新政的某些比较中看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无论当代或后世对他的称誉很高,与人们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毁誉参半不相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传诵了九百多年的名言.金元遗山认为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评价可谓最高.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的两次改革运动。前者发生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主持者是范仲淹;后者始行于宋神宋熙宁二年(1069年),中止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主持者为王安石。这两次改革,前者不到一年便消声匿迹,后     

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异同论

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及明代张居正的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三次变法运动。本文试图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从三个方面重新认识这三次变法,以求更深刻地总结其成败得失,全面地汲取其经验教训。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南宋学者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本文针对周梦江先生在《陈傅良先生文集》序言中认为“南宋学者都将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 ,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 ,陆九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有高度的评价 ,说陈亮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也无不可。而叶适并没有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相反认为变法的失败是北宋之亡的原因之一 ;他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是肯定的 ,虽有批评 ,也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     

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

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如何评价这些反对派,历来存在争议,本文现拟就此问题试作评价。一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日益因循守旧弊病百端的历史条件下,由宋神宗支持与领导,王     

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能够突破因循保守、提倡革新的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宋仁宗时期,主持了改革弊政的“庆历新政”,虽然这次改革历时不久,但他的遗志在十多年后,即在王安石和宋神宗主持的变法中得到实现,他的爱国胸怀、苦学精神、廉洁操守、宏伟抱负,永远值得人们景仰和学习。近年来,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颇受史学界的重视,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在庆历新政各项措施的行废问题上,各种著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使读者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对庆历新政各项措施的实行和废罢进行专门的探讨,以期找到比较符合史实的结论。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

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庆历新政的成败得失决定了以后宋学精神的发展.庆历新政不仅是熙宁变法的先河,而且由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确定了二程洛学的发展方向.     

放翁心目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南宋的身后名誉地位较低 ,官方多次诏令贬斥。南宋诗文大家陆游却十分尊敬王安石 ,在他的心目中 ,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学养深厚、诗艺高超、交游审慎的长者。陆游的这些看法 ,一方面渊源有自 ,另一方面也与他自身的人格追求有关。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沧浪诗话》“王荆公体”考论

王安石晚年创作在宋代即深受推崇,但两宋所论各有侧重。北宋人强调其风格的深婉不迫,南宋人则特意强调绝句这种体裁的典范意义。严羽《沧浪诗话》以“王荆公体”来代指王安石晚年绝句,乃是立足于南宋习论。“王荆公体”的诗学渊源主要是老杜和晚唐诸家,由此导致严羽认为“王荆公体”不如唐人,这也体现出严羽诗论“宗唐贬宋”的特点。     

庆历学风与王安石的《诗经》学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

“权” ,才能真正做到“执中” ,即恪守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不过与不及。为了更深入阐发《周易》处困行权思想 ,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九卦论》 ,对《系辞》“三陈九卦”的“第三陈”进行了分析和论说 :处困之道 ,君子之所难也。非夫智足以穷理、仁足以尽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应其变者 ,其孰能无患哉 ?古之人有极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伤其身、事起而不疑其变者 ,盖有以处之也。处之之道 ,圣人尝言之矣。《易》曰 :“《履》以和行 ,《谦》以制礼 ,《复》以自知 ,《恒》以一德 ,《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 ,《困》…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

王安石变法能在北宋中叶发生,主观上得益于他任鄞县知县时的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功实践,以及他"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的个性;客观上得力于神宗皇帝对理财的重视及其对王安石的高度信任.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内容有八项,分为刺激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措施和加强武力的备战措施两类.其变法之所以阻力重重、举步惟艰,最后以悲剧收场,主要原因是治国以理财为中心、君臣以求利为要务不为中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所容忍,次要原因是王安石在对待政敌和盟友的策略失当,政治素养和人文素质不够深厚.     

北宋名相王安石对中医药的贡献初探

北宋名相王安石,不仅政治业绩辉煌,文学成就显赫,而且富有医学情怀。他研读中医经典,推崇医德医术,创建＂熟药所＂,创立＂三舍法＂,改革医药管理制度,完善医学教育体制等,为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