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叙事——京派小说审美回忆论探询

京派作家梦想的叙事是京派小说审美回忆的一个重要向度,它营构了一个审美的乌托邦世界,梦的世界是京派作家构拟的一个自由的国度,隐喻着另一种美好的生活和理想的生存方式.京派作家关于文学与梦的深度思考,超越了"五四"文学崇尚浅白直露的文学审美尺度,尤其是废名所开创的朦胧晦涩的梦想文本,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象征的诗学--京派小说意象叙事论

论文在梳理意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象叙事理论 ,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京派小说中的意象不仅是象征化的修辞手段 ,也具有贯串小说叙事结构的功能。京派小说的意象叙事显示了小说作者在小说艺术象征化方面的努力 ,体现了京派小说平和淡远、含蓄蕴藉的美学追求。     

聆听天籁 感悟童心--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叙事视角

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是迟子建小说叙述的一大特色.从角色上它可以分为角色和非角色叙事两大类,从叙述人角度又可以分为纯儿童视角与准儿童视角.在这些别具一格的儿童叙事中,自然富有了灵性,人际更为简单而纯朴.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营造了一个烂漫的童话般的世界,而叙述视角的动态性、话语蕴藉的多维性则使小说文本更具张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复调"的美学意味.它刷新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对一方乡民的温情关怀.     

论京派小说的人道情怀

京派小说家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底层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以其平民化的人道关怀对民族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深层次的严肃思考,他们始终把眼光紧紧凝视着这片土地的主人,作品触及到他们的生活、命运和灵魂,温情的笔墨下流淌着现代知识分子深沉的人道情怀.     

心向往昔——论施笃姆小说回忆叙事的主题与视角

回忆性叙事是施笃姆小说创作的重要文本特色。文章考察了回忆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中的存在方式,并从小说的叙事视角分析了文本的回忆叙事结构。     

论京派乡土小说诗化叙事的多维意境

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已是耳熟能详,该论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叙事学等批判方法探究其诗化叙事特征,具体表现在“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如梦如幻的风景画”“生动隽永的意象”等多维意境,共同构筑起京派乡土小说的诗化叙事空间,进而阐释这一叙事策略背后的文学价值。      

论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儿童视角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在有生之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她的一些小说中,儿童视角的运用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她将这一视角作为倾诉自己、洞察社会、揭示真相的一个手段,有其特殊的意义。     

论京派作家的小说文体观

散文化的追求、独特意境的营造以及语言的诗化是京派作家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追求,京派小说家具有非常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他们发展了“五四”以后的抒情小说体式,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论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的现代意识

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独特审美视角之一是城市人的现代意识的视角.沈从文一方面留恋乡村厌恶城市,另一方面,乡村的愚昧与落后加上难解的政治情结让他潜意识里又向往城市文明,蕴涵他对整个中华民族前程的忧思,表达他重造"民族的经典"的愿望.     

新时期儿童视角小说创作论

儿童视角小说创作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现象。五四以来儿童观的现代化发展构成儿童视角创作的理论发生机制。视角的独特性在于儿童眼光、思维、心灵比成人更单纯,因而儿童视角小说在自然、死亡、政治及性爱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的策略性体现为对于环境、人物及情节的独特设置。新时期儿童视角小说呈现出视角利用的功利化倾向。     

“就是这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

新现实主义小说以人物难堪的处境、故事无奈的结局、分享艰难的努力等 ,使其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沉郁而不乏温馨的审美风格 ,是 90年代文坛上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汪曾祺与京派文学

把汪曾祺创作的几个阶段,放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去比照,我们发现汪曾祺的创作有着较为典型的京派特征.他继承了也丰富、发展了京派文学,他使得京派文学在新时期获得了再度辉煌.     

地域·文学·文化象征——“京派”历史与文学的再辨识

"京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作与北京地域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事实上,"京派"与北京的关系十分复杂,"京派"源于北京,深受北京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北京文化气质;然而,就文学流派的形成与文化意义而言,"京派"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成为内涵丰富、特征独异的文学与文化流派。因此,跳出北京看"京派",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京派"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北京画派与京派画家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坛,北京画派与海派、岭南派鼎足而立,是一个有影响的艺术流派,也是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一些在当时北京画坛影响比较大,但由于时间的久远,逐渐被淡忘了的画家,以使这些对北京文化繁荣做出过贡献的画家,不致被后人忘记。北京画派在中国绘画的长期演变中,在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争相涌现中,始终占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焦菊隐与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焦菊隐创立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为现实主义的演剧理论输入了新的血液;揭示了话剧民族化的规律,为话剧民族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把话剧艺术恢复和提升到诗的本位和高度。焦菊隐—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理论体系对中国话剧“现代化”的发展显示出它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诗词参与古代小说叙事之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词之所以能够承担叙事功能,源于文本必须穿插诗词的文体规定,但作者一般根据小说体叙事的要求来创作或引用穿插诗词,由此使诗词承担了相应的叙事功能。同时,古代诗词存在便利于小说体叙事的特征,因此作者利用这些特征来使诗词承担起一定的叙事功能。而随着中国小说体叙事的进一步发展,穿插诗词于叙事流程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诗词参与叙事的现象也就最终淡出了现代小说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