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古战场考辩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发表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吴应寿同志的来稿摘编《也谈赤壁在何处》。吴应寿同志认为:赤壁之战的战线长,赤壁与乌林之间的距离应该是很远;孙刘联军兵力弱,只能远离曹军在夏口、大小军山一带设防,不可能隔江相峙。吴应寿同志根据《水经注》记载,认为赤壁古战场在武昌西南的赤矶山。我想根据这些提出的问题答复如次:     

《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补证

黄霖同志的《<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从内证、外证两个方面,论证了袁本全部李贽评语“也属伪托”,颇有说服力。本文再提供几条补证。(一)袁本批语针对容与堂本批语加以评论和“辨驳”。袁本批语针对容本批语有不少评论和辨驳,如容本第二十二回眉批:“人但知张文远妒色,不知实是执法。”袁本眉批辨驳道:“张文远是执法,然有所为     

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与尹明耀同志商榷

尹明耀同志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载《文艺报》83年3期,下称“尹文”,凡引尹文,均见此)一文,既是对许多同志针对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提出正确商榷意见的文章的驳难,也是对徐迟同志文章的直接呼应,可以看作是徐文的续篇或姊妹篇,用作者的话说,都是“为现代派思潮推波助澜”的。尹文说,徐迟等同志的文章“对于现代派文艺出现的原因”,“只注意从时代背景、社会根源方面去加以说明”,而作者的文章则是“对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探讨”,而所得出的结论与徐文完全一致,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徐文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赤壁之战 无需置疑——与尹韵公同志商榷

《光明日报》今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史学》专刊上,发表了尹韵公同志《赤壁之战辩》一文。文中对历史上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这场大战,而只是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这种对于历史科学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钦佩。然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也在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后

《学术月刊》本年第二期刊载了谭其骧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第九期又刊载了任伯平先生“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一文。谭文的结论是: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任文不同意谭文的看法,对谭文论点提出了几点驳难,从而又作出了这一时期长期安流的原因“不能归之于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仍应归之于东汉初年王景治河的功绩的结论。我是同意谭先生的看法的,兹就任文对谭文的驳难和任先生自己的看法一一提出来加以讨论,请任先生和读者们指正。     

读者、作者、编者

罗义俊同志《为新版〈中国通史〉一条史料订误》(《社会科学》1979年第三期)认为,尽除全国田税的仅汉文帝十三年一年。涌泉同志在《汉文帝免收田税十二年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一文提出异议,确认:“汉文帝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凡十二年。”罗义俊不同意涌泉的看法。     

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发表后,笔者和其他同志曾著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最近牟世金同志又发表了《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一文,认为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有关批评文章,涉及到了牟世金同志那篇文章的全部主要论点。就本人那篇文章来说,虽只批评了他的关于“总论”的观点,但不只是讲《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了他对“原道”、“宗经”及其相互关系的看     

文艺的题材和性质——谈李冬生、季象图二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文艺问题的争论

读了《江淮学刊》李冬生同志《略谈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季象图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一些问题》之后,想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题材与性质问题,发表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与李、季二同志商榷。一我认为李冬生同志一文的某些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以同意的;但是李冬生同志的文章有片面性,必须经过讨论予以补正。李冬生同志的这几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一、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以表现社会主义革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与则鸣同志商榷

则鸣同志的《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载《社会科学》80年第2期)反对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指责它导致唯心主义的产生,其论据是不足的。下面谈谈我们的看法。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这个命题是否正确?我们的观点是和《驳文》截然相反的。关于什么是实践,《驳文》说:“有人要我们来回答什么是实践,如同要我们来回答‘什么是吃饭’,‘什么是穿衣’一样地     

联系实际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一、问题的由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论货币形式发展的新阶段》(以下简称《新阶段》)一文中提到:黄金“已不再是或基本上不再是货币商品了”。谭寿清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上发表的《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以下简称《谭文》)一文中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在都保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全世界二十个工业国家,一九七四年底共拥有黄金储备8.7365亿盎斯,…一九八二年四月底拥有黄金储备实际为8.7316亿盎斯,基本上未见减少。……各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偏爱黄金?因为“黄     

关于“张楚”问题的一封信

读了今年第五期《文史哲》所载《“张楚”非国号辨》一文,感到似不全面,建议作者考虑一下帛书中的材料。关于“张楚”是不是国号的问题,《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五期所载刘乃和同志     

读《评鬻熊为火师说》有感

沈长云同志作《评鬻熊为火师说》(《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驳拙文《<“鬻熊为文王之师”解)辨误》(《江汉论坛》1983年第9期)。欣读之余,发现沈文在鬻熊是否火师问题上所驳的,不是拙文实有的论据,而是沈文为拙文虚构的“论据”。     

稷下道家从老子哲学继承并推衍了什么?——《心术上》和《内业》的研究

《管子》中的《心术》上下篇和《白心》、《内业》这四篇道家作品,郭沫若同志曾作过不少研究,认为是战国时代在田氏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学宫讲学的著名学者宋妍、尹文的遗著,写有《宋鈃尹文遗著考》(在《青铜时代》书内)。近些年,学术界对此四篇道家作品是否确为     

“写真实”是否定不了的——答胡义成同志

本刊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刊载了胡义成同志《“写真实”的历史地位及其片面性——与周忠厚同志商榷》一文,本文是周忠厚同志对胡义成文章的答辨。     

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李湘同志商榷

李湘同志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一文,牵涉到许多问题,我对他的看法是不同意的。下面提出我的意见,与李湘同志商榷。     

中国古代取火方法考证——并与阎崇年同志商榷

本刊于1980年第三期曾刊载阎崇年同志《“钻木取火”辨》一文,《光明日报》(80年9月21日)《百家争鸣》栏并曾予以介绍,引起学术界许多同志的注意;李少一、陈子方、杜正国、李志昌、张寿祺、忻平诸同志并来稿与之商榷。现将张寿祺同志的文章选登于此,以求对问题取得较全面的阐述。并向其他赐稿同志致谢,恕不一一刊载。     

再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去年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我的《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并就认识的源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来我在出差途中又读到了刘奔同志《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刘文,载《哲学研究》八○年第九期)。刘文的主旨是探讨“究竟如何理解认识的来源问题以及认识来源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关系”。刘文岂只是对则文“不敢苟同”,而且认为“则鸣的观点并没有超出直观唯物主义”,“由此可见,不懂得实践的特性和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会闹出多大的笑话”。鉴此,我写《再驳》以回答刘奔同志。     

三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答张少康同志

在去年《学术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张少康同志写的《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也谈》),就拙作《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略谈》)中的某些论点提出商榷。我读了少康同志的文章,感到很受启发,他的有些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有一些意见,我认为他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误解了我文章的原意。为了探讨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继续和少康同志商榷,并向广大读者请教。     

关于《圆圆曲》的创作动机与客观效果

我疏解《圆圆曲》,主要是想要与姚雪垠同志商榷的。因为黄裳同志已经有文章了,所以我才改作《疏解》。我不同意姚雪垠的那些考证,我认为《圆圆曲》中叙述的故事,主要情节是真实的,就象《长恨歌》、《桃花扇》的主要情节是真实的一样。也不同意姚雪垠的某些论点,我认为《圆圆曲》也不单纯是讽刺吴三桂、鞭挞吴三桂的,《圆圆曲》的基调不是讽刺,也就象《长恨歌》不是讽刺诗,《桃花扇》不是讽刺剧一样。文章发表以后,《晋阳学刊》编辑部转来了刘德鸿同志谈《圆圆曲》基调与商榷的     

为李清照“改嫁”再辨诬——答荣斌同志质疑

<正> 《齐鲁学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荣斌同志《“清照改嫁”难以否认——从俞正燮的“辨诬”说到黄墨谷的再辨诬》,对笔者几篇辨诬文章进行驳难。值此李清照诞生九百周年之际,有再辨诬的必要,现答辩如下; 首先要说明,荣斌同志文章的观点采撷自黄盛章《李清照事迹考辨》(以下简称《新考》),并直接维护黄说,因此,答辩中不能不涉及到过去与黄文的争辩。其次,关于《谢启》问题我仍然同意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的论断,认为那是“改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