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英国王室政府公域和私域的模糊性

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时期是英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英国王室政府性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公域和私域的模糊不清。政治方面,国王、王室与近代意义的国家,王室事务与公众事务混为一谈;经济上,王室经济与公共领域经济收支和管理并未剥离;社会方面,对社会下层的社会管理的公域性和对社会上层控制的私人依附性相互交错。弄清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公域和私域的模糊性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其时英国社会的特征。     

汉唐“私谥”文化简论

“私谥”是汉唐时期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礼仪内容和形式大体形成、定型于汉唐。这种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的“私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汉唐时期“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私小说的“实”和“虚”

从日本私小说的特征和事实性出发,重点探讨私小说的虚构性问题。私小说中的虚构性表现为作家对自己身边事实材料所进行的歪曲和艺术加工,也表现为作家现实处理和艺术处理的矛盾。读者应把私小说中的虚构看成一种艺术技巧,把私小说当作一种普通的小说作品而不是作家的自传来阅读。     

“公”“私”相对性与“元私”的本质——以犬儒第欧根尼的行为为例

在公共哲学的探索中,必然会涉及"公"与"私"的两个核心概念,然而人们却毫无反思地使用着这两个概念,基本上不再进一步探讨"公""私"的明确界限是什么的问题。虽然学界注意到"公""私"区分的相对性特征(确实,"公"作为"私"的扩大,一般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但对于最小单位的"私"("元私")究竟何以可能,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哲学意义上的探索。针对这个问题,犬儒第欧根尼的"广场自慰"与"广场宣讲"行为,可以揭示作为"元私"所具有的"拒绝对自性的绝对即自性状态"与"超越即自且对自的自足性"的本质内涵,通过对两种行为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以及如何得以自恰的分析,可以阐明人之为人活着,其作为"元私"存在之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确立与运动的哲学问题。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形似神异的“私小说”——论大江文学创作和日本的“私小说”

参照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对大江文学的创作技巧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认为：大江的作品虽然带有某种“私小说”的色彩,但这只是一种方法的借鉴。其实在小说创作的整体上,作家大胆超越,即在基于作家对现实生活体验和加深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像力,写出了一部部在真实事件启示下的佳作,开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创作风格     

“后申遗”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再生产

"保护还是开发"作为中国申遗实践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产业与精英两个文化阶层借助官方观念错位而展开的话语竞争,忽略了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关注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标志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后申遗"时代,文化觉醒引发的文化归属存在"误认"可能,遗产公共性则是觉醒的遗产持有者,以遗产为公共性实现的符号媒介,借助遗产媒介实现公共参与与群体沟通,避免"误认"。在当下申遗实践中,遗产公共性已在"遗产话语"、"遗产表演"、"遗产资源"与"遗产行政"四个维度发生。遗产公共性的社会建构应落脚在遗产的"文化再生产"上。     

“私国际法”和“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考证

国际私法学科的中英文名称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文名称私国际法和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就是两例。将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直译为中文私国际法,违反了术语系统性和一致性的特点,也不符合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句法结构和篇章结构的差异。将德文Internationalen Privatrechts直译为英文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违反了术语国际性和一致性的特点。所以,该学科的英文名称应为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也应中译为国际私法;同时,取消中文名称私国际法和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龚自珍的“私”论探析

龚自珍一反先公后私的传统,提出了“私”论,认为人皆有私,分别从认识论领域和伦理道德领域对传统公私观进行诘难。其主张在对传统道统的反击和对个人价值及个人意志的凸显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使得“公私之辨”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近代人文色彩,对“古今中西”之争及挽救时局和民族的命运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龚自珍论私没有阐明什么是私,也没有论及私产生的原因和公私的相对性,使得龚自珍的私论有失严谨,对后世公私关系的正确走向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传统中国的“公法”与“私约”文化概略

观察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可以发现其在相当程度上的自治能力,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民法生态。从形式上看,这得益于传统社会的各类契约制度规范,比如公法性质的社会契约和私法性质的合同契约。而深究起来,这种公法与私约背后则是一种契约文化的力量。通过对传统中国的契约文化研究,用大写意的笔法勾勒出传统社会契约文化之轮廓,再借助法律史学的方法对传统史料进行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解读,最终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并非一盘散沙,民众对于权利话语也非简单地排斥。相反,此种社会自有其相互缔约形成的公共秩序,普通百姓在私约的订立和维护中也日益形成一种中国式的民法生态。     

论韩非子“法”的公共性品格

先秦诸子各家皆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建立起旨趣各异的治道理论,其中法家则是在继承先秦道家尤其是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圆融包被的治道体系——法治。作为法家集大成,韩非子的贡献并非仅仅是集成前人之所论,而是确立了法最重要的品格——公共性。韩非子对法的公共性的论证是着眼于三个方面的:道理与法、刑名与法、人性与法,旨在从法的来源上、现实应用上以及人性普遍性上论证其公共性,从而使得法成为具有超越意义客观性和现实性的依据。     

公共性为“自我”实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自我"实现问题不仅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人的问题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也就是说,"自我"的确证、实现要以成就"他我"、"共我"为条件,成就"他我"、"共我"就是"为他"。这种"自我"在确证、实现自己中所要体现出的为他属性,在我们看来,可以称之为人的公共性。公共性为"自我"实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当代社会,由于人的公共性陷入困境和危机,因而使得"自我"实现问题越来越突出,人的公共性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有人发出主体性黄昏的哀叹。因此,就人的公共性与"自我"实现的关系问题进行探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析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性和阶级性

本文认为文化批判领域应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但却并不能因此把当前文化批判领域完全理解为批判的普遍公共性,忽视了当前文化批判领域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具有的阶级性,从而丧失了对当前文化批判领域本身也需进行批判的精神。另外,本文还分析了当前文化批判领域所具有的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内涵,认为当前文化批判领域应是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文化批判领域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在不同时期应各有所重。     

从“不谢私门”说开去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感慨的故事:晋国大将羊祜,病后再三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杜预接替自己,然后再把荐稿烧掉。晋武帝问他:举善荐贤乃美事也,卿何荐人     

警务职能的社会化转移——境外私域警务的发展及对我国警务改革的启示

从警务服务的目的、对象和范围来看,警务可以划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它们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功能。在现代社会,私域警务已经成为公共警务不可或缺的补充和协作伙伴。在西方,私域警务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契约化间接雇用保安;二是经营者直接成立下设的保卫部门。政府性公共警务供给与市场性私域警务供给并行的二元供给格局,标志着警务职能的社会性转移,这是西方各国警务发展潮流,也是我国警务改革的一个参照。     

论志愿精神的“无私”与“有私”

志愿精神始终与无私奉献联系在一起,高尚的道德情操表象让世人无暇怀疑其得以维系的个中缘由,笔者从真实还原的角度对志愿精神进行了剖析,认为志愿精神是“无私”与“有私”并存的载体。     

官员仕途“天花板”现象：遭遇多重晋升制约

大多数官员达到一定级别后．晋升空间越来越小．从而在不同阶段上遇到自身仕途的“天花板”。处在这种状况官员被形象地称为“天花板”官员。新一期《人民论坛》调查显示,现行干部制度的硬性规定和操作惯例等．促使“天花板”干部在“45—55岁”这一年龄段上扎堆,同时多数人认为县处级“天花板”干部最多．     

“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

公共性是现代公民社会之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具有开放、平等与社群的特性,通过特定共同体成员理性、自觉的交互主体性行为与结构性活动而得以存在。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危机”,集中表现为“文化公共性”理想的迷茫,是文化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同的危机。真正为社会所共有、共享的公共性,是多元利益主体复杂博弈的产物,是确保公众与社会之间关系维系的一种平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呈现为市民/公民社会、市场与国家的分化情形,以社会公正为最高追求的社会公共性理念是否能够得以确立,或者已经确立的社会公共性理念究竟合理化与否等,直接影响着制度创新的理念、路径选择。对公共性的领悟与把握的过程,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氛围营造中民众心智不断健全、成熟的过程。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