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解决反腐败思想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目前理论界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存有“腐败有益论”、“腐败不治论”和“腐败高发期论”等一些认识误区 ,对反腐败理论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此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对上述认识误区进行分析论证 ,以便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使反腐败斗争更加深入有效地进行下去     

对“腐败越反越多”的另一种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腐败现象也逐渐显现,并趋于严重,于是,社会上出现一种腐败越反越多的观点。一些官员则认为,腐败越反越多是一种认识误区,是一种错觉,是对反腐败前景表示悲观。本文认为,腐败越反越多有三层含义,笼统地一概称之为表象、认识误区,会扩大对立面,削弱说服的效果。要想实现有效的说服,坚定社会各界对反腐败的信心,发掘腐败越反越多的正面含义可能效果更好。     

深入反腐败需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

深入反腐败需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侯宗宾当前，反腐败斗争在取得明显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错误认识和观点。先是有“对立论”、“自发论”、“代价论”，后来又出现“公有制产生腐败”、“私有制是遏制腐败的力量”、“共产党不能解决自身的...     

当前影响高校反腐败斗争深入的心理障碍及对策

在高校反腐败斗争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如何使这项工作再深入一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继续提高认识，努力克服思想障碍以便轻装前进。当前在高校部分党员、干部中对继续开展反腐败斗争还缺乏足够认识，存在着一些心理障碍，影响反腐倡廉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其主要表现是：1．清水衙门心理。一些同志认为当前腐败现象是以各类经济案件和经济问题为主要表坎特征的，高校的中心工作是教书育人，与经济方面联系不大，与党政机关权力部门也不能相比，既没有勒索群众的“绳索”，又没有索贿的“筹码”，因此高校是“清水衙门”，没有什么腐败…     

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比较研究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对和防止腐败工作,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败的认识和实践上于诸多方面各有建树和侧重,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表现出突出的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认识和实践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社会历史时期,反腐败必须顺应社会物质基础、体制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具有法制保证、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需要相符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反腐倡廉的政治经济综合效益。     

建立腐败预警机制的三重视角

从腐败评价的角度看，只有基于腐败的风险评价，才可能建立预警机制，提前防范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从经济转轨的背景看，我国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真空和漏洞，从而使腐败的出现和蔓延有可乘之机，必须加强制度预防。从制度评价的角度看，中国未来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对国家廉政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重构国家制度体系，有效减少产生腐败的制度漏洞。     

经济体制转轨与反腐败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进入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 ,在经济领域出现了领导、部门、行业等的以权谋私行为 ,即腐败现象。本文欲从腐败的本质、特征表现、原因分析腐败现象 ,从而消除人们认识的误区 ,同党中央一道为遏制腐败现象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共同努力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绩效驱动的治理：反腐败运动的组织学分析

当今中国的反腐败具有典型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从其动力机制来看,可以划分为认同驱动与绩效驱动两种类型。认同驱动的反腐败一般归因于外部公众的压力和组织对制度环境层面的合法性追求。与此不同,绩效驱动的反腐败则是腐败后果、任务环境、资源支持三种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青河集团的案例集中展示了中国公共组织中绩效驱动的反腐败行动的逻辑和运作机制,为微观层面的反腐败研究提供了精当的注脚。案例分析表明,组织中的腐败行为在没有暴露之前,由于腐败后果与组织环境变化的交织作用,使得组织面临着迫切的绩效压力,在特定资源的支持下,旨在集中清理内部腐败的反腐败运动得以发生。     

隐性腐败界定、表现与治理

腐败就是公共行为攫取超额人力资本利润，导致公众福利下降的结果。腐败可以分为多个层次。随着国家反腐倡廉的不断进行，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加大，特别是腐败现象从显性向隐形的转变，为反腐败带来了很大的难题。文章对隐形腐败进行了界定，分析了隐形腐败的主要表现，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及建汉。     

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腐败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依法反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其前提要求。我们要积极加入或签署反腐败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集中力量制定综合型反腐败法典,适时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     

反腐败理论框架的构建

对腐败进行深入探究,把握腐败滋生的根源,是反腐败理论研究的前提。对公权力进行道德约束,通过法治反腐、权利反腐、民主反腐等途径防止和约束公权力滥用,构建起反腐败理论的框架。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这个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再到有所降低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总体来看,我国腐败的程度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反腐败的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还带有传统集权政治体制中廉政制度体系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限制了我国目前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功效的发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完善横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应当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努力方向。     

“区块链+国家审计”助力大数据反腐研究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应重视发挥国家审计的腐败预防、揭示和抵御作用。区块链是信息技术革命中的一项创新性技术,能够以其体系去中心化、交易机制透明、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征,应对大数据反腐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通过体系去中心化促进信息共享,交易机制透明性缓解信息不对称,数据不可篡改性保证信息真实。区块链技术与国家审计相结合,能够突破数据壁垒、推动反腐协作,促进信息透明、揭示隐性腐败,保障信息真实、强化审计问责,从而进一步提升大数据反腐的效率与效果。立足于中国特色“审计智能+”建设背景,我国应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打造新型数字化审计平台,克服大数据反腐应用中的侵犯个人隐私、数据壁垒、信息失真等问题,在完善制度化反腐防腐协同机制的基础上,开创“制度+科技”反腐防腐的新局面。     

和谐社会视野下关于治理腐败的思考

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根本不相容的。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腐败现象遍布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许多领域。而思想道德建设缺失,公共权力的稀缺性、代理性,封建社会陋俗和传统用人制度,官员升迁的"问责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新旧体制转轨,预防、监督、惩治等反腐机制不健全,官场"保护伞"使腐败官员难以及时被查处,是当前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依德治防腐,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干部自觉从内心不想腐败;依法治治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健全预防惩治机制;依群众反腐,加强公众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重典治腐,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依国际合作反腐,构建反腐败工作新平台。     

透明国际及其对中国腐败形势的评估

透明国际是全球唯一的反腐败国际性组织 ,致力于在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界推进反腐败运动。透明国际采用CPI和BPI指数体系评估一国的腐败状况 ,以期引起该国对腐败问题的重视并采取措施。根据透明国际近些年对我国腐败状况的评估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实践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特点 ,并对反腐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这有助于在全球反腐败背景下探讨我国反腐败斗争的规律     

中国反腐败新阶段的趋势和特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的反腐败举措频频推出,围剿腐败的高压态势已初步形成,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具体而言,中国反腐败新阶段的特点主要有:反腐败的战略方针和思路进一步清晰,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措施更加有力,对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教育抓得更紧、要求更严、制约更有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进一步强化,着眼于解决体制机制方面深层次问题的各项改革深入推进。     

反腐制度与个体道德发展——基于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腐败容忍度有微小上升；2016—2017年相对于2015年，腐败容忍度再次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从集中式和权力式向制度化和常态化转变，静态的制度规章建设伴随持续性执行的动态机制运行，导致公职人员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步提升，即经历了集中反腐期的被动服从、制度初创期的道德心理偏差和松懈，以及制度强化期的“习惯道德”养成的过程。     

社会阶层地位与清廉感知: 差异及解释——基于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众清廉感知是近年来廉政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忽略了社会公众内部的阶层差异性。对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众的社会阶层地位与政府清廉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总体上呈现出倒U形特征,中间社会阶层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显著更高。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在腐败容忍度、反腐败满意度、腐败经历和感知信息来源渠道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其清廉感知差异的重要内在影响机制。近年来政府反腐败努力得到了绝大部分中间社会阶层群体的认可,但下层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更低的情况说明,必须进一步优化反腐败策略,更加注重解决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