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大众——再论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说话",即自由地表达自己,这是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核心议题和最终目标。瞿秋白通过重新阐释"大众"和"领导"的阶级属性,赋予"大众"和"大众文艺"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并且在平等与自由的维度,重新确立了"领导"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其充满理想主义的表述中,大众不仅要获得解放而且要获得自由,大众文化审美与超越的精神诉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发扬。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

韦恩·布斯是二十世纪美国修辞学界的知名学者,尤以小说修辞学著称。但布斯对隐喻的论述也颇具前瞻性。由于其修辞学家身份,其在阐述隐喻定义、评价等方面时难免不涉及一些诸如修辞情境、修辞动机、劝说等修辞学概念,这些概念的运用极大地充实了他的隐喻观。研究对韦恩·布斯的隐喻观作了梳理与分析,主要阐析了布斯对隐喻的概念本质、评价等方面的理解,分析了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理论贡献和局限。研究发现,布斯的隐喻观较具前瞻性,有深厚的西方修辞学底蕴,为后来的隐喻研究作了重要的铺垫。     

《红高粱》中“红色”词语的隐喻应用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塑造了一群草莽英雄的形象。文本中大量运用了"红色"词语,这种红色情景成为这部小说独特的意境和表现手法。从作品中表红色的语料着手,探讨"红色"词语在文中的隐喻情况。     

李立三、瞿秋白与“立三路线”批判

在＂立三路线＂批判过程中,李立三和瞿秋白同为批判对象,并因此而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双方对这一路线的认识、对党内外的指责、以及离开原来工作岗位之后的心境并不完全相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在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坚持党性原则以及个人品格方面又有着相当的共同点。     

隐喻的使用辨析--从修辞学、文学到传播学的理解

隐喻在修辞学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辞格,语文基础知识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与阅读写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可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隐喻、文学评论中的隐喻以及在传播过程中使用的隐喻等多个角度对"隐喻"进行辨析.     

《独角兽》中的隐喻模式与道德哲学

默多克在其哲理小说《独角兽》中对柏拉图的"洞穴喻"进行了演绎和新的阐释,旨在揭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构建现代道德哲学体系。在默多克哲学体系中,充满爱的关注可以使人不断摆脱假象的羁绊和臆想的惯性,逐步走向并接近真理,从而接近并达到"善"。     

莎剧中概念隐喻的运用与创新——以“人生”隐喻为例

对11部莎剧中"人生"隐喻的研究发现,常规隐喻与新奇隐喻构成规约化程度从高至低的连续体。莎剧对"人生"在精神方面的属性特征进行了显著拓展,而对位移类隐喻的创新较少。莎剧通过扩展、细化、质疑、混合、泛化等方式在常规隐喻的基础上创造新奇隐喻,并在语言层面利用明喻、暗喻等显性修辞手段体现概念隐喻的作用。发掘莎剧中隐喻的创新方式,对深入认识莎剧的语言艺术及思想内涵,探寻概念隐喻在人类认知及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隐喻的互动“比较”与翻译

从本质上来说,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隐喻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和重要认知机制。隐喻通过事物间互动“比较”而产生,这种“比较”或以相似性为基础,或以创造相似来进行。探讨翻译思维的互动“比较”本质,意识到翻译过程是译者在原语与译语之间进行的互动“比较”的隐喻性认知过程,无疑会有助于把握翻译实质和提高翻译质量。     

"五四"文学革命与瞿秋白的新诗创作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胡适、郭沫若等人开拓了新诗创作的道路,并取得了重要的实绩;但是同样为＂五四＂新诗作出重要贡献的瞿秋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瞿秋白＂五四＂时期创作的20多首新诗,属于＂遵将令＂的创新之作,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初步探索出自由体新诗的形式特征,其地位和作用是应当重新加以认识和肯定的。     

习近平话语中隐喻的蕴涵与风格——基于“人民”“青年”与“理想”的隐喻分析

隐喻是话语表达的重要方式,能够提升话语效用。在习近平话语中,有着“人民”“青年”和“理想”三个重要的隐喻对象。对“人民”的隐喻中,更加凸显隐喻的政治建构和凝心聚力功能,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对“青年”的隐喻中,更加凸显隐喻的修辞赋意和激励感召功能,彰显了习近平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对“理想”的隐喻中,更加凸显隐喻的立象尽意和教育说服功能,彰显了习近平高瞻远瞩的党建思想和教育智慧。习近平话语中的隐喻表达具有学理性和生活性相统一,朴素性和生动性相统一以及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风格特征,实现了话语内核之“真”、话语价值之“善”与话语形式之“美”的内在统一,可以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一条开新之路。     

《西游记》中“大＂的隐喻功能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对“大”的使用,并非完全基于经验参照的“大”的“有限”性,更多的是基于原始认知的“无限”性与艺术创作的“变型”性。“大”的“无限”与“变型”的隐喻功能,反映了人类对非现实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显示着人类缘于神话与童话的艺术气质;而“大”在现实中的“无用”的隐喻义,则启示人们对现实与人性中的种种缺陷,做出理性的思考,并由此管窥“大”与“小”所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真实状态。     

瞿秋白之幸福气象:“疏离型”幸福的圆融形态

瞿秋白有着自身独特的心理嬗变和奋斗历程。这一历程使他的疏离型幸福观以其独特的文化气度呈现出别样的幸福境界,文化气度源于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架构,幸福境界也随幸福形态的交叉转变而体现出层次性和融合性。以赴苏联考察学习为时间节点,表现出的传统和现代前后两种疏离型幸福形态,共同构成了瞿秋白宏大磅礴的幸福气象。其中,疏离型幸福的传统形态以其作为旧士文人的特殊身份和独特境遇,展现出既有儒家、也有道家、还有佛家的人生圆融智慧和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弹性幸福境界。激扬的个性、文人的情怀和边缘化的立场既体现疏离特性,又突出生态圆融,更彰显幸福形态,是得以窥探其人生轨迹的三个典型方面。     

言此及彼意在言外--隐喻与《圣经》阐释

隐喻 ,连同与其相关的寓言、象征等 ,是《圣经》中举目可见的文学现象 ,基本特征是言此及彼 ,意在言外。它不仅是《圣经》作者最常使用的修辞手段 ,也是普遍存在于希伯来 -基督教文化中的重要思维模式。本文追溯了西方文化史上的隐喻阐释传统 ,论及希腊哲学家对荷马诗史的诠释 ,亚里思托布鲁斯、斐洛、奥利根、托马斯·阿奎那、但丁对《圣经》的解读 ,隐喻的内在肌理和外在样式 ,并探讨了福音书中的比喻种类和特征     

《红字》中的“问题化”母性及其政治隐喻

在霍桑生活的时代,欧洲的女性教育与女性义务规约均基于女性未来的母亲身份,美国社会同样强调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回溯《红字》主要情节的历史背景发现,霍桑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母性观,另一方面突出了白兰的“问题化”母性,并以此为依托,通过强调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试图挑战美国与英国的文化政治血缘联系,建立移民者后代与美洲大陆的新地缘关联,从而帮助构建美国人的独立民族身份。     

论隐喻——修辞与认知的辩证关系

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与人类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又是一种认知现象,与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修辞性和认知性分别代表语言与思维两个不同的层面,但两者却统一于隐喻,不断地相互作用,推动语言和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发展,而隐喻则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基于《红楼梦》汉英语料的“心”的思维隐喻研究

以《红楼梦》原著及英文译著为语料,围绕＂心＂的思维隐喻及汉文化特质,进行了汉英语料的分析、对比和求证。结果表明,汉语中习惯将人脑思维的各种概念图式映射到＂心＂上;＂心＂的思维隐喻包括＂心＂为思官和＂心＂为知官;＂心＂的思维隐喻在英语译文中无一例使用对应词heart。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思维之＂心＂是汉文化的哲学体验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在英语文化里,＂心＂并非思官与知官。     

瞿秋白与“五一”纪念

瞿秋白写于不同阶段的11个“五一”纪念文本,建构了他与“五一”节之间的一种主客体历史关系.通过这些文本他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阐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批判了第二国际中改良派的妥协思想和行为,宣传了共产国际工人运动的策略理论,同时为中国工人阶级提供了一套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治术语.作为对剥削制度下的劳动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反应,瞿秋白的“五一”纪念文本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历史的见证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