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

喻希来的文章“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中国发展战略再思考”“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20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等陆续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和一些网站上发表后,他的观点开始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余世存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中写道:“喻希来先生‘画地自狱’,萦怀于中国历史的总成绩和文明的兴衰,他与世隔绝的思考反而具有90年代知识分子当中难得的大见识。”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版主李永刚在“编辑手记”中说:“喻希来先生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和整体把握,让人震惊。”喻希来是我的一位忘年交,他常常要我给他的稿子“把把关”,因而使我有幸成为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这回我又是《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读后不禁浮想联翩,感触颇深。拉杂写下一些即时的感想,是为序。     

“不一样的卡梅拉”家族的成长叙事及创作启示

“不一样的卡梅拉”通过对卡梅拉家族成长叙事的书写,展开了一系列的精彩故事,这既紧贴成长中儿童的心理世界,唤起了他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又触动了成人内心深处潜藏的童年温暖记忆,而宏大历史文化叙事的巧妙编码、代际往复循环的成长故事演绎、“双隐含读者”的预设等又是其网络热销的重要保证。同时,“不一样的卡梅拉”的成长叙事对于中国绘图本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叙事技巧和程序的革新与实验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小说中“心理—情绪”型叙事结构的采用 ,展示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颤抖 ,打碎了叙事整体感以及因果逻辑链条 ,动摇了中国传统小说“情节—性格”结构一统天下的地位。“限知型内视角”、“呈现式”叙事口吻以及“跳角”的使用 ,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小说编排叙事视角的传统 ,使文本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特点。叙事时间刻度的模糊和时间转换语的消除 ,不但为文本带来强烈的象征效果 ,而且使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大的意象 ,产生多元化的意义 ,迫使读者必须与文本进行横向“对话”,调动了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审美能力。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本文从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人物叙事聚焦三个方面 ,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认为天启前后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重要转折时期 ,反映了从话本改编到直接创作的叙事艺术的变化     

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

以后现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想象和重构为切入点,探讨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采用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认为这一叙事模式创造性地糅合了通俗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因素与现代小说中的元小说“自我指涉”技巧,对现实主义再现式的叙事手法以及建构于其上的传统历史叙事观念构成了双重的质疑与颠覆.进而深入剖析该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的新的历史观念以及福尔斯在维多利亚与后现代两大时空之间建构“对话性历史”的努力.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论非虚构写作中的“理真”

在践行“求真行动”的过程中,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一直追求“事真”、“情真”和“理真”的有机统一,尤其是在传达“理真”的叙事策略上,表现得尤为灵活和复杂。它常常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由作者充当叙事的组织者、调控者和事件的“见证人”,并始终置身于叙事现场,灵活表达创作主体的内心之思。同时,它还充分调动当事人的言说功能,集纳不同当事人的内心看法和认知,在多维度的聚焦中不断激活读者内心的认同感。为了进一步强化“理真”的叙事效果,非虚构作者还广泛征引有关文献资料,在准专业化的分析中充实并印证自己的观念。非虚构写作的这种叙事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中国文学的“载道”传统,并回应了人们对于历史现实的重要关切。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希罗多德的alter egos:《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与《历史》叙述

希罗多德《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alter egos)从不同层面揭示出这位“历史之父”的多重身份,并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历史》的叙事与叙述主题的多角度展现.希罗多德通过建构文本中的“第二自我”试图树立自身的权威,并向雅典的受叙者(narratee)传递影响超越文本局限的“永恒真理”.伴随着叙事情节发展与希罗多德史学思想传递的需要,《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产生转变,并表现出二元特征,叙事中的“第二自我”和受叙者与希罗多德和雅典听众间存在着多重的互应关系.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     

意识流小说的叙事美学

意识流小说家认为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要求“作者退出小说”,专注于人物的主观世界,把多层次的意识活动直接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来观察、体验和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淡化叙事情节、弱化叙事主体和转换叙述视角等叙事美学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青春的舞步》看村上春树的叙事策略

村上春树讲究叙事的策略 ,从他的代表作《青春的舞步》可窥见其一斑 :他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 ,他重视使叙述视角平易化 ,以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更重视叙述视角的“陌生化” ,与读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调动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再创作 ;他对情节结构的安排上突破了传统故事模式 ,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 ,虚实相生 ,张弛有致 ,符合青年读者的心理结构。总之村上春树注重将日本传统叙事方法与西方现代的叙事手法相糅合 ,创造出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 ,历史叙事无疑占有统治地位。历史叙事中的“杂述” ,使其逐渐偏离正史叙事 ,在与小说叙事相沟通的叙事发展内在规律支配下 ,一旦有外来的成熟叙事因素作为催化剂的加入 ,小说叙事就从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了。发生于唐代的小说的兴起 ,也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解读“伤痕文学”时期主要以“文革”１０年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小 说,着重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历史叙事观念。本文认为,“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 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１０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 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不同的是,因为“伤痕” 小说之于历史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它们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 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尽管这种灾破相当有限;而索解出这种“有限”的 因源,也同样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

本文重点辨析了金圣叹的“以文运事”说与“因文生事”说,指出其旨在区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界限;前者表明,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是与外部世界构成“毗邻性”关系的“转喻”世界;后者则表明小说实际上是借助写作法则建构而成,是与外部世界构成“相似性”关系的“隐喻”世界。     

城市环境历史的叙事选择——以衰败叙事为中心的讨论

自书写城市环境历史伊始,书写者便游弋于不同的叙事选择。20世纪以来,在城市环境史的叙事中,衰败叙事长期是许多学者关切的重点。然而,爬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史学著作,则会发现在汗牛充栋的城市史与环境史文本中,并不只有进步叙事与衰败叙事,还有希望叙事。希望叙事是对衰败叙事的反思和挑战,是满怀希望的批判性叙事,也可能是城市环境史叙事中替代衰败叙事的模式。而左右“衰败”与“希望”的是资本。资本在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席,在将来的历史叙事中也不会缺席。资本既有破坏力,也有创造力,是为历史叙事中的“资本统御”。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网络“穿越”小说的叙述与流行——以大众文化为分析视角

穿越小说和穿越电视剧等“穿越”现象作为大众文化快餐中的一个热点,用传统的经典叙事理论来研究它会有很大局限。拟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网络“穿越”小说,旨在探讨网络穿越小说的迅速流行与它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及时代语境的关系。研究认为：穿越小说在故事内容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一定的叙述模式,这种类型化的模式便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在叙事策略上,穿越小说紧扣现代白领的现实生活需求,从权谋和言情两个方面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在与时代语境的契合方面,通过反复叙述“灰姑娘”这一文学母体和“成功梦”,形成了其独特的“造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