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教科书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于2009年公开面世。这部教材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思想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必将对中国高校的原理教学产生重大影响。但如何客观评价这部教材在教科书体系改革方面的历史地位呢?我们以为,必须要以史为鉴,只有把它还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流变史中,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它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基于此,本刊集中编辑了这组文章,详细分析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传播及其中国化历程,科学总结了我国近30年来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历史经验,客观评价了这部教材在教科书体系改革方面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我们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引起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文中的一些观点并不代表编辑部的立场。     

当今中国人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资本

尽管资本给当今的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等有目共睹的正面效应,但与此同时,它也有着与日俱增的负面影响。尽管可以对资本的种种负面作用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资本的本性。资本目前在中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资本必定总有一天是要被超越的。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合理性发挥殆尽以后再去超越资本,而是应当把利用资本和超越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应用伦理究竟如何“用”

应用伦理之用体现为体与用、该与用、运与用以及效与用四重关系,它们分别涉及本体奠基、价值原则、应用对象以及效果评估四个应用伦理的基础问题。应用伦理具有跨学科性,其本体奠基需以伦理关联的视野将诸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纳入考虑。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既为应用伦理的价值原则提供根本依据,也构成价值原则的约束条件,公正原则与利益原则能够满足聚合共识的要求。应用伦理并非简单将伦理原则加之于现实问题,而是需要在实践活动中运用实践智慧,遵循反思平衡的方法。应用伦理应着眼于公共利益,从整体的视角开展效果评估。     

究竟如何理解“重建个人所有制”

社会主义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命题,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提出来的。有的人把它作为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理论依据,说什么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重建私有制,得出了社会主义就是“重建私有制”的错误论调,甚至主张中国的改革要朝着私有化方向前进。这样,对“重建个人所有制”含义的理解,就突破了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了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前进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究竟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西方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始终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当前国内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争论并没有超越这一范围。因此,围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产生的历史论争及其解决成为当前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当前最要紧的是弄清:1.西方学界是在什么意义上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2.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3.马克思是否同意自然辩证法?4.自然辩证法是科学还是哲学?     

“时空隧道”究竟是何物?

那些神秘失踪者重新神奇地出现的经历,令人们又提出“时空隧道”的存在。 如1994年初,意大利一架客机,在非洲海岸上空飞行,骤然从雷达上消失了。正当地勤人员焦急之际,飞机却又从原来的空域出现,最后安全着陆在意大利的机场。但是,机上人员并不知道有此经历,机长巴达里迷惑不解地说:“我们     

当今人类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家庭?——对赖希的性革命思想之研究

赖希消灭家庭的本意是要用自然的家庭来取代强制性的家庭,用母权制家庭来取代父权制家庭.赖希消灭家庭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揭露目前流行的家长制家庭、父权制家庭的消极功能,并批评这种家庭模式压抑人的性需求.但赖希把从母权制家庭向父权制家庭的转变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没看到这一转变历史必然性.至于他对自然的家庭的描述,对人类恢复母权制家庭的呼吁,则带有强烈的乌托邦主义色彩.     

应当如何理解真理的具体性?

<正>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可究竟怎样理解这种具体性呢?在我国哲学教科书中有一种说法:具体真理是对一定条件下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是在一定实践水平上对客观事物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正确反映,是具体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具体真理不是对客观事物“某一方面”的正确反映,也不是一般的“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是对一定条件下的某一具体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理论上深刻而“完整”的正确反映。它的具体性主要体现在它反映客观事物的“完整性”、“整体性”。     

“四人帮”的“斗争哲学”究竟是什么?

如果人们翻阅一下“四害”横行时“四人帮”操纵的一些报刊以及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批示,一定会发现,出现最多的词句之一就是“斗争”。什么大学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什么“斗争就是政策”、什么“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强调斗争并没有什么错。马克思主义最重视斗争。但是“斗争”这个词,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问题在于,究竟为什     

对老子的“一、二、三”究竟应当怎样理解

老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哲学家,在世界史上也是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是《道德经》,后世称为《老子》。他在关于宇宙万物创生和演化模式的论述时说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

对于古代月氏人西迁之前的故乡"敦煌、祁连间"的区位,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是在河西走廊西部。本文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攻匈奴的进军目标、路线、过程和结果的再次探讨,结合对出土文献资料、环境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今祁连山并非汉祁连山,汉代的祁连山应为东天山,月氏故乡不可能在河西走廊西部,应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在于,它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即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恩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无疑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     

“罪犯”定义研究

“罪犯”的定义是什么?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其实不然。笔者查阅了包括法学在内的各种辞书,均不见“罪犯”这一条目。比较普及的《现代汉语词典》列入了此条,它给“罪犯”下的定义是七个字:“有犯罪行为的人”。(《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第1534页)。这个定义似是而非,在理论上会引起一系列的逻辑矛盾,在实践中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后果。因此,很有研究和澄清的必要。     

应当如何理解“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正>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理论提出后,许多同志的理解不尽相同,本文也试谈几点看法.为了正确理解"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经济改革以来理论界对计划、市场、企业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几年来,随着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计     

应当重视“道德风险”研究

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公共生活选择结果对社会道德风尚与道德意识影响的不确定性;其二是作为公共职责履行者的社会成员个人道德行为的不确定性对社会公共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提醒人们应当注意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大决策对社会道德可能造成的影响,注意广义伦理环境的存在,注意在社会公共生活管理中将立足点放在加强制度体制建设而不是放在选拔贤者仁人上。     

论道德的“应当”

“应当”在人类生活和理学中具有重要意义.道德“应当”的根据在于矛盾自身包含的否定性,在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实践要求.“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应当”在价值导向和个人行为选择中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应当”的正当性要有逻辑的证明,但归根结底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证明.对“应当”的思考,总体上是寻求必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要善于区分正确的“应当”和不正确的“应当”,不能因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误导和欺骗的“应当”,就贬低或否定任何“应当”.     

“应当”强制性的根源

具有强制性意蕴的应当—义务既不像道义论所说的那样能够脱离善恶的内容孤立存在,也不像后果论所说的那样单向度地取决于善或更好,而是植根于人类行为在诸善冲突中生成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由于某个行为趋于的基本善总是与它遭遇的次要恶捆绑在一起,所以人们才有必要约束自己,哪怕以不得不忍受次要恶为代价,也应当履行达成基本善的义务,以免自己的存在由于缺失基本善、遭遇基本恶而受到实质性的否定。     

家庭电话究竟如何计费

近一段时期,一些报刊相继刊登一些所谓“家庭电话费节省技巧”之类的文章,文中称:家庭电话挂通后,振铃响过七次,即使对方无人摘机,也照样计费一次,如果通话完毕,对方已挂机,主叫方未挂也仍在继续计时计费……等等,使一些拥有电话的用户一时感到迷惑和担心,而事实上究竟如何呢?笔者     

戈公振究竟卒于何时?

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先生,究竟卒于何时,其说法不一。戈宝权同志发表在1979年第4期《新闻战线》的《邹韬奋和戈公振》一文中说:“家叔(即戈公振)立即由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乘船回国,在十月十五日(一九三五年)到达上海,旋即因病于十月二十四日逝世”。许涤新同志在其新作《百年心声》(1979年3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书第256页上写道:“同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名记者戈公振病卒;临死时断断续续发出‘我是中国人’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