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变革国际秩序的政策评析

变革国际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新兴国家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对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有重要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和特权拥有者,对国际秩序的变革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多的选择权,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也最大.在考察奥巴马政府变革国际秩序背景及动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美国的国际秩序变革政策及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     

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合法性与秩序

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受到行为体之间物质资源分配的制约,而且也受到行为体所处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环境的重大制约,更重要的是它受到合法性政治的制约。合法性政治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性质和发展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合法性政治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轮廓,这种秩序最明显的特征是主权的全球化。第二种方式涉及特殊责任的界定和分配在处理全球挑战中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是通过特定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特殊责任分配来获得的,但由于这些特殊责任分配制度或多或少地会在主权国家之间构成一定的等级秩序,因此,它们将面临那些没有享受特殊责任的国家的挑战,或者是那些认为享有特殊责任的行为体没有履行好自己义务的行为体的挑战。     

自由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混合型秩序的兴起

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任期中采取了一系列以单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动摇了支撑当代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价值,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理论争论。自由主义学者倾向于认为当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接受的规则和制度、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公共物品供给基础之上的,因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从内部动摇了这一秩序的基础,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内在运行逻辑就蕴含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秩序走向终结的因素。一种正在浮现的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合理成分,但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混合型秩序将既有利于各国维护自身利益,又可以保持国际秩序总体稳定,因而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理想状态。     

反思与前瞻的经典之作——评《全球秩序:国际政治的价值观和权力》

全球秩序的演变是基于恪守传统体系和新事物、新现象、新力量不断涌现这样两条轨道不断发展的。美国学者林恩.米勒的著作《全球秩序:国际政治的价值观和权力》写于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之初,它是一部集总结传统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对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的一些重要因素的预测于一体的优秀作品。本文就其中一些比较独到的观点进行评介,例如,对于核武器的看法、对于多极还是单极格局的理性判断以及对"人权外交"和"环境外交"等趋势的判断等。     

党风政风与市场经济运行秩序

本文系统分析了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平等契约关系的破坏,阐述了加强社会公务道德建设,使公共权力的运作透明化、程序化,把专门机构的监督和公众监督结合起来,是党风、政风与市场经济秩序整合的途径     

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宫廷的权力秩序

路易十四时代构架以王权至上为核心的权力秩序达到了顶峰。路易十四通过凸显＂君权神授＂的宫廷内殿装饰安排、彰显＂王权至上＂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标志＂等级隔离＂的身份权力服饰设计等一系列制度,在臣民尤其是贵族的思想观念中培育和强化了对等级政治秩序的认同,构建起以凡尔赛宫廷为主舞台的泾渭分明的权力等级秩序。然而,这种绝对权力秩序的本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导致了阶级对抗升级、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积累和爆发,最终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以凡尔赛宫廷权力秩序为核心的波旁王朝统治也随之终结。     

国际秩序变迁中的中美亚太战略选择

秩序（order）指“促进某些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是指在“维护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或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基本或主要目标的活动模式（pattern）。”这个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秩序权力结构正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崛起是催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亚太地区政治秩序总体上呈稳定发展趋势,但依然存在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不定因素,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等。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地冲击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秩序,未来中美能否共同构建抑制地区冲突的有效机制决定亚太安全的可持续性。中关亚太战略可能会出现从维持现状到谈判对话、大国共治、再到权力转变的选择。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国际秩序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全球环境恶化的产物 ,同现有的国际机制一样 ,有自身合理的一面 ,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根源于现有的国际秩序 ,这些问题的改善依赖于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国际新秩序。     

基辛格的国际秩序观

基辛格不仅是２０世纪极富盛名的外交政治家,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考察了维也纳体系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论模型,他认为合法性与均势的结合是稳定国际秩序的根本条件。他在其后的著述中发展并完善了这一基本理论命题。对基辛格国际秩序观的分析对于理解其外交思想及其当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权力差距与国际贸易

权力差距,即霸权国与次等大国之间,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差距,其大小驱动国际贸易水平的高低。该文试图说明,大国之间的权力差距是决定国际贸易走向的重要变量,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论述为什么权力差距是解释国际贸易波动的合理变量,以及其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通过将1993-2008年世界贸易的状况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比对,以此来对假说进行验证。     

变化中的国际秩序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寻求一种方式,规范国际行为。人们曾经提出了很多建立良好国际秩序的建议和理论,这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国际范式和联合国的“宪章”等。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失去平衡,除霸权主义横行以外,各种变化的因素和力量骤然增加。在这些变化的关系中,大国的角逐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种主导力量。     

刍议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重构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对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改革与完善势在必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以逐步推动建立公正、公平、健康、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国际法上的人本秩序

在国际法上建构人本秩序是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倾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传统国际秩序追求相比,它体现着更高级别的正义。当前,国际法的许多新发展正在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人本秩序的肯定性态度。由于人本秩序关注的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人”,因此它会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发生冲突。但这个矛盾不能否定人本秩序作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     

国际新秩序之建构与国际法学体系之重构

立足于法理学上的部门法划分标准以及新近提出的国际民商新秩序概念,统一实体法在国际法学体系中宜归入国际私法学范畴。现存国际法学体系的构成受到挑战。国际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服务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国际经济法主要调整国家因为调节国际经济生活而产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为终极追求。     

次贷危机与国际金融秩序重构的博弈分析——兼论我国对全球性资源布局的战略

由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要求.我们利用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对参与各方的行为动机及可能选择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国际金融秩序是一种结构性权力,其根本变革需要一个具有主导能力的新权力主体,但这种权力主体目前并未出现,因此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只能是有限变革.然后,本文分析了我国的可能选择.基于我国实力相对较弱、还不足以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重构的现实,应该结合我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利用间接路线战略在全球进行自然资源的战略性布局,获得另外一种类型的结构性权力,为我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增长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均势理论与世界秩序

“均势”或称“权力均衡”是西方古老的外交准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欧洲的历史中,特别是17至19世纪得到了实践,而且一直影响至今。均势及均势理论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建立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稳定了国际格局。     

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论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道德基石

政治道德是指在政治实践和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合情合理、合乎正义的行为道德规范以及从政者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总和。在执政能力建设中,政治道德凸显为执政为民、求真务实、廉洁高效、公平正义等执政价值理念的实现,它构成执政能力建设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