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政治发展理论流脉及其价值探讨

20世纪西方早期政治发展理论,是其时特定政治实践及欧美学术背景下兴起的一个理论流脉：其研究路径,体系功能、社会进程、比较历史、政治文化等;其内在主题,为低度发展国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论证方向与条件;其理论阶段,强调发展普适主义阶段及偏倚政治权威理性化阶段。其理论缺失的根源是价值偏执。其理论现实意义：为政治、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的新突破——评《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

作为哲学与政治学相互交融渗透而产生的交叉学科“政治哲学”既是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又是政治理论在哲学高度的抽象与概括,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政治文明的今天,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     

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与概念供给——以民本的传统性改造为例

为了回应使命性、实践性和本土性的时代命题,中国政治学需要发展其主体性和原创性,建构具有高度学术自觉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概念体系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工程,其目标在于提炼并体系化源自中国实践、承自中国传统并且可以解释中国问题的标识性概念。历史政治学对既存性概念的整理、更新与改造,可以提供一批接续和活化传统政治本土意蕴和独特基因的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对民本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历史政治学在活化本土概念方面的努力。传统民本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双重意义,但因其内在的以君本位为前提的传统性局限,必须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方能焕发当代活力。人民主权观、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经验有助于更新和活化传统民本,使其成为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     

论政治哲学的性质、内容和功能

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最高层面,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因为政治哲学的性质是对政治思维的前提性反思,政治哲学的内容是讨论人类政治生活所面临的困境问题,政治哲学的基本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批判性理论建构功能;二是政治思维的培养功能。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解读视角

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从经济因素考察政治到作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基本环节的阶级成为政治的基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具有科学性。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断遭到社会主义流派内部、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的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创新的核心问题。     

卷首语

在本期“民族问题研究”栏目中,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陈玉屏教授特别提醒大家冷静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建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陈教授从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入手.旁征博引,追根溯源,深刻地分析了人们陷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理论误区的由来。他强调中国应该在“三个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下,认真梳理和科学建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高永久教授对民族政治体系的建构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运用民族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系统和非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系统在民族政治体系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融本土于世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未来

推进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与世界化，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存在主体意识觉醒的“自发”“自省”两个阶段，未来将走向“自新”的发展阶段。本土化的关键功能在于重塑理论，世界化的关键功能在于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再生产，二者不可偏废。欧美自由民主模式及其知识体系无法满足中国及广大后发国家发展需求，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必须要立足于本土化，融本土于世界，推进世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知识迭代。     

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走向：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

在简要回顾了中国政治学科发展过程,尤其是1979年重建政治学以来经历的恢复与发展、反思与总结,以及在经济市场化推动政治变迁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科进一步学术化、科学化的三个阶段后,作者提出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注意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中国政治科学走向发展与成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翼,理应成为共同支撑中国政治学大厦的基石,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条件与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

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乃是创建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国情,通过汲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变革实践相结合视域中成就了系列性的政治理论著作,进而又在政治理论著作中呈现出“阶级论—革命论—政党论—国家论”的叙述结构及其“革命话语体系”,全面而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有助于推进当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影响

近代政治学体系的建立同宗教改革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宗教改革者们的理论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建构上对近代政治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 ,由于更进一步地区分了信仰与理性 ,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在理论建构上 ,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 ;由于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 ,又为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成长提供了价值观 ,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群众路线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批判和吸收近代人民主权理论,凝炼和升华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过程,对于正确处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防止现代政治的两个极端,促进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将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的独特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政治架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协商民主与集中高效相统一、互相监督与团结和谐相统一的特色和优势。分析和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认识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新时代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村庄到市场: 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的华西社会学背景

施坚雅于 1949 年末至 1950 年初在成都郊外高店子进行的田野调查, 对他日后关于中国市场体 系的思考有重要影响。 北伐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发展, 即从燕京社会学侧重村庄本 身的做法转向华西社会学以乡村为社区的区位分析取向。 近年出版的施坚雅田野笔记显示, 他来中国时本来 想要研究的是社会人格塑造, 这是那个时代人类学领域相当重要的问题。 但等到他在成都的田野调查不得不 结束之前, 其研究主题已转移到市场体系。 在此转变过程中, 蒋旨昂等华西社会学系老师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华西学人对市场体系与政治社会体系的关联认识, 与施坚雅在 1960 年代关于中国市场体系论著中的观 念颇相契合。 就此说施坚雅的理论至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华西社会学人的影响, 或不为过。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习近平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论述的科学意涵

习近平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青年学说与当代中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立意高远,意蕴丰富。从理想信念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法制教育以及生态文明教育等方面深入探索其科学意涵,对指导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从双重对象性关系中解读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

以人与人、人与物的双重对象性关系为主线,可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通过双重对象性关系,可以分析人的本质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意识中的双重因素——非理性与理性,从而理解两种理性因素即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区别,进而分析这两种理性在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中的功能差异。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深化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理解和把握客观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矛盾运动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而这种意识既包含反思性的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理性)认知活动,也包含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非理性意识活动。     

“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