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不”区别的最早说明者

于声树著名论文《释否定词“弗”“不”》(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精细的论证了古代汉语“弗”“不”两字的区别。《马氏文通》“状字别义五”说:《论语·公冶长》正义云:“弗者,不之深也。”(指《论语·公冶长》“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宋代邢昺正义:“弗者,不之深也。”)由于《马氏文通》的引用,一般就认为是宋代邢昺最早说明“弗”“不”二字的意义区别的。其实,邢昺的解释是照袭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本书中有两处这种注释: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     

孔子中庸观念新说

孔子中庸观念新说黄武强一、孔子的中南观念与《申日）有人根据宋代朱来的《中庸章句集注》的回示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的“子思作《中庸》”一语，认为ｔ中庸》是“孔门传投心法”的书，是孔于的战国初期的孙于于思之作．这是错误的。《中庸》里的所谓的“今...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

被誉为＂程学正宗＂的杨时,是南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他非常推崇《中庸》一书,特别对其中＂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在兼综二程＂诚＂说的基础上,杨时积极探寻＂诚＂的内涵,力求通过＂诚之＂的工夫即＂致曲＂将作为本体的天道与作为主体的人道统一起来,同时把＂诚＂论加以推衍,将《中庸》＂诚＂说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联结起来阐释＂合内外之道＂。杨时的思想承洛启闽,对后世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起到较大的影响。     

欧阳修解《易》探析

欧阳修是宋代的易学名家,一生既辨《易》,又解《易》。他采用问答体,通过选解方式,注重从义理角度阐发《易》经,其方法则是“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欧阳修解《易》,有比附人事、喜欢议论、主张经世三个特点,可见他对宋代易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庸思想法律意义之窥析

几千年来中庸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思想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经过其传人及历代统治阶级的不断阐发、补充和修正,逐渐发展成为儒家理论的指导思想及核心内容,并成为统治阶级所欣赏、推崇的一种行为准则和处世原则,一种最高的道德。这种“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的博大精深的中庸之道,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影响之广,渗透之深,实为其他思想所莫及。所谓中华文化的中庸性,所谓中庸意识浓厚的民族心态,莫不与之有关。然而长时间在对于中庸思想的评价上,鉴于种种的原因,一     

范祖禹《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范祖禹的《论语说》既具有宋代理学《论语》学的一般特色,不但重视对《四书》的融贯性解读,而且倡导立诚成圣,着力阐发人性论和“礼”与“理”的关系;也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不但注重引史证《论》,而且重视对经世之学的抉发,因此在宋代《论语》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傅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确的性善论

宋儒对儒学创新之一在于构建自己的心性论,这对于深化儒学,应对佛教挑战具有双重意义。但在具体论述或提法上也不乏疏失,清初诸儒大都对此有所辩驳,陈确也不例外。其基本观点是服膺孔孟尤其是孟子,主张性与情才气统一,反对彼此割裂,不赞同性的二元论,构建自己的性善一元论。与此同时又发挥《周易》＂继善成性＂的观点,着力在孟子所讲的尽心、尽性、尽才、扩充角度诠释性善,使性善落到实处,这与晚明王学末流空谈性善迥然不同。     

蔡元定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继承与阐释

蔡元定基于邵雍先天易学既有象数模式与图式展开的诠释,重在正面理解与阐释。他作《皇极经世指要》,指出邵雍先天易学源于“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并以“六十四卦方数图”阐释该图中的先天学,以“经世衍易图”“经世天地四象图”阐释先天学之太极观念,又以“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与“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概括先天学。他的阐释与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疏解、发挥有明显的不同。他的见解推动了先天易学在学术史上的流传,同时也驳正了后人对先天易学的诸种曲解与误读。     

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从双重对象性关系中解读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

以人与人、人与物的双重对象性关系为主线,可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通过双重对象性关系,可以分析人的本质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意识中的双重因素——非理性与理性,从而理解两种理性因素即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区别,进而分析这两种理性在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中的功能差异。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深化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理解和把握客观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矛盾运动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而这种意识既包含反思性的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理性)认知活动,也包含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非理性意识活动。     

理学实践的失败与清学的兴起

新儒学政治实践的失败使朱子理想化的世界模式趋于幻灭,随之而来的悲观的氛围在明清易代之际引发“由虚转实”的思想趋向———此即清学之缘起。与宋明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学的学者丧失了缔造一个天理流行的理想社会的信心和热情。传统的研究着眼于学术重心的移易以及问学方法的革新,由此忽略了儒道作为信念诚挚的政治运动的另一面相。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对旧理学的超越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成果,新理学既是程朱旧理学的继承,又是它的新发展.本文在简要说明新理学对旧理学的继承、全面评述新理学的主要思想的基础上,着重从新理学之新与新理学之妙两个方面论述了新理学对旧理学的深化.     

先秦儒家学说中“抗拒证伪”因子对信仰危机的化解

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实践与教化实践都遭遇了挫折,但仍能保持"显学"的地位,并未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这是因为其以宣讲成圣成贤世俗福音的方式,与民众"战乱中寻求庇护的心理"相契合,以历史的讲述作为工具消除了民众对儒家学说可能产生疑虑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起着"抗拒证伪"的作用。最后,在与历史类比思维相合的同时,强化了抗拒证伪的效果,从而消除了其可能遇到的信仰危机。然而,对信仰危机的消除也阻碍了儒者对其学说自身的反思与改进。这是儒家学说在先秦始终未能在政治上有进一步建树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