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登记的比较分析——来自江苏的调查

家庭农场的登记能保护农场主的合法权益,增加其投资预期,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但实践中家庭农场的登记率约12%。江苏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农场,影响登记因素不同,但有相同的路径。影响粮食类的是农场主的年龄、土地流转的期限及村干部的宣传。影响园艺类家庭农场登记的因素有土地流转的价格、面积和村干部的宣传;农场主的个人特征、土地流转以及村干部宣传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家庭农场的登记决策。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推断江苏的家庭农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为提高家庭农场的登记,政府部门要出台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刺激土地流转,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要重视村干部的宣传作用,规范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加强对年龄大的农场主的登记培训。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集中的困境与对策

现阶段实现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的主要途径是土地流转，但是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起来的规模化土地对家庭农场生存和发展的适宜度还有待考量。该适宜度可采用片数和质量、速度和持续时间、用地成本、权利清晰度、规模大小等关键性指标来衡量。基于以上指标，在家庭农场前期介入、集中土地阶段，会遭遇到集中连片土地难、农户不愿意转出土地而形成的“钉子户”、农户选择性流转土地、土地流转期限短等问题；在家庭农场正常运营阶段，会遭遇到农户单方面提高土地流转价格、农户选择中途违约或期限届满不续约、农地权利不清晰所造成的家庭农场土地被征收时补偿分配混乱等问题；在家庭农场退出、破产而放弃土地规模化经营阶段，会遭遇到家庭农场经营者违约退地、家庭农场规模化土地的再转让、家庭农场资产清算与债务清偿等问题。破解家庭农场各阶段在土地集中上遇到的瓶颈和障碍，应从明晰农地产权、创新农地权利流转模式、构建家庭农场经营者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等几方面着手，以达到降低家庭农场土地集中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缩短交易时间以及提高农户流转农地权利期限等综合效果。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研究

家庭农场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家庭农场样本数据,研究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定量分析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要素市场价格、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要素禀赋等变量对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二者具有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为协同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以促进家庭农场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专家热议发展家庭农场的关键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有专家学者指出,这一政策导向堪称具有风向标意义。家庭农场在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引起了各界的期待,但家庭农场究竟如何发展,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众多专家认为,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发展家庭农场离不开土地流转,关键问     

违约风险感知、关系网络与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选择——基于湖南省387个家庭农场微观数据的实证

基于湖南省387个家庭农场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关系网络、违约风险感知对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违约风险感知越大,家庭农场选择有政府参与的间接流转模式可能性越大,关系网络对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关系网络对违约风险感知与家庭农场选择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选择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家庭农场研究:共识、争论及展望

家庭农场的学术研究随着家庭农场实践的推进而逐渐浓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农场有着自身的生产优势,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土地流转困难、资金短缺等问题阻碍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就成为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由于家庭农场刚刚起步,学术界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资格限制、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雇工问题、法律认定以及是通过土地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来解决土地流转难的问题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未来对家庭农场的研究应以多学科的视角,立足中国国情,探讨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发展规律。     

现代家庭农场的准确认识、实施困境及对策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土地家庭经营方式与商品化生产的有机结合。适度规模性土地、农场经营者、市场参与能力是家庭农场的基本构成要件。然而,实践中土地流转意愿偏低且稳定性差、经营者资本积累水平低、市场参与能力弱等却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开展能力建设、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创建良性土地产权制度环境度才能更好的推动家庭农场平稳化运行。     

家庭农场治理的法人化进路与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市场主体并未上升至法律概念。其法人化治理模式是当下农地产权明晰、土地流转频率加快背景下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家庭农场的适宜选择。家庭农场资产构成种类较为单一,以家庭承包土地或通过入股、转包等方式受让的流转土地为主;农户家庭成员和家庭农场成员是2个独立的概念,家庭成员成为家庭农场成员除了应当具备当地规定的户籍等特定条件外,还应遵循自愿原则;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主,但不排斥外来投资。在构筑法人化治理模式时,尤其是在表决权上,宜将家庭农场中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股东权利区别对待;在机构设置上,非家庭成员股东不宜以董事身份参与农场日常经营,但可作为家庭农场监事或由董事会聘为高级管理人员。     

农地自由流转下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化研究

家庭农场既保留了农户经营的优势,又克服小农户经营的弊端,是未来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家庭农场获得集中成片且期限稳定的土地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农地流转是家庭农场土地集中的重要途径。由于农地流转存在着时空分散性、期限议定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价格过高过低的不可控性以及农民中途违约的可能性等问题,农地自由流转与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相衔接存在着诸多障碍。通过构建农民土地权利处置体系,在遵循农民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划分为土地保留分户经营区、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区和土地退出集中经营区三大区域,为家庭农场获得成片稳定的土地资源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并详细分析了方案实施的时间节点和资金运行流程;最后,从制度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农地权利处置方式动态调整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村庄视角下家庭农场的嵌入性分析——基于山东省张村的考察

利用来自山东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通过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和农场雇工,探讨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村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由村庄职业农民推动形成的家庭农场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与其嵌入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有密切关系。家庭农场生产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小农户生产,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基于熟人关系流转的土地附带有合同关系,农场雇工虽然是来源于传统人情基础上的帮工,但开始出现货币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