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初期禅僧对"朱子学"的皈依与"脱佛入儒"

日本江户初期禅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藉"朱子学"排挤佛教,强化神道的主体地位,沦儒学为神道之附庸;与此同时,他们又受幕府之诱,委身于政治,成为德川幕府的御用学者。"朱子学"所扮演的这一角色,既彰显了日本对朱子学的双重利用性征,也反映出了日本"实用主义"的民族性格。     

罗钦顺与日本朱子学

在东亚儒学的发展中,不论中国的明(1368-1643)、清(1644-1911)时代,或是韩国朝鲜时代(1392-1910),乃至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8),朱熹(号晦庵,1130-1200)思想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朱子学往东亚传播的过程中,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号整庵,1465-1547),对朱子思想提出修正观点,也引发了触媒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乃以罗钦顺《困知记》为线索,择取德川时代藤原惺窝(1561-1615)、林罗山(1583-1657)、贝原益轩(1630-1714)等三位朱子学者的思想为例,探究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者对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思想的受容,以呈现东亚朱子学发展的面貌。     

试论阳明“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阳明学与朱子学无疑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阳明也明确说过"吾之心与晦暗之心未尝异"这样的话。本文试图从围绕阳明选编《朱子晚年定论》的是是非非以及两人在"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上的认识,来论述阳明这句话的所指,以此阐明阳明学与朱子学除了相异的面向以外其思想观念一致的某些方面。     

藤原惺窝和江户儒学

日本儒学发展到江户时代,迎来了它的全盛,儒学各派相继诞生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德川幕府的推崇下,朱子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最终使儒学走上了日本化并且给日本以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朱子学本身强调的纲常伦理观念大义名分思想忠孝仁义等主张符合封建的幕府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以及佛教自身的弱点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藤原惺窝及其门徒等人对日本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     

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

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 ,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 ,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 ,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 ,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并非根本对立     

元代新安理学家弘扬朱子学的学术活动

元代的新安理学家为学为师 ,都“以朱子为宗”。其学术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捍卫朱子学。有些学者对背离朱子学和与朱子学相抵牾的观点进行批驳 ,“力正其非” ;二、阐明朱子学。他们对朱熹的著作进行注疏 ,根据朱熹的观点和言论注疏儒家典籍 ,使朱子学“大明于世” ;三、发展朱子学。有些学者论证“道问学”与“尊德性”同为“修己治人”不可或缺的功夫 ,提出朱子与陆子各有优缺点 ,朱学与陆学各有千秋 ,应取长补短 ,对明初新安理学的鼎盛产生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许多领域均有“发前人所未发” ,但是 ,其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未尝出朱子窠臼外”     

朱熹以“存理灭欲”为特征的道德修养论述评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道德修养论深深打上了两宋理学烙印,集中表现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对于朱熹的“存理灭欲”论,学界由于受“左”的影响,过去对之批评颇多,而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几乎未见提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似乎有失公允。今天,“左”的影响正在肃清,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之重新作出客观评价。     

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对朱子学的异化

在探究朱子学对日本近世思想形成的影响时,将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与《四书集注》比较是其关键节点之一。若以朱子学为背景,仁斋对以朱子学的否定主要体现在:经典上改重《论语》;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具体事务的指导。若以古学派甚至整个日本儒学为背景,则仁斋对朱子学的继承体现在:尊孔、训诂和诠释观。故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异化主要是从原儒的角度瓦解朱子学和突出的实学观。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与其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嬗变

兴盛于宋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伴随着大批来华留学僧为主要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五山禅林"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三教关系论争。考察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从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内部畸变出"神儒一致"理论的历程及其目的和意义,不仅能把握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化汲取和吸收的"冲击——反应——变异"思维模式,还能洞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心态。     

日本阳明学的思想特质及其影响

日本阳明学产生于日本封建社会的完成和解体时期,从其代表人物中江藤树、熊泽藩山、大盐中斋、林罗山及吉田松阴的理论中可以看出,日本阳明学的思想特质在于他们在接受、改造阳明学的过程中凸显并提高了“心”的主体性作用,使之成为批判幕府体制的思想武器。阳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成为一种思想指导和动力,对日本近代变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09年皖、闽、赣联办朱子学术研讨会将在上饶市召开

继2007年由安徽省朱子学会在安徽黄山市举办“朱子民本思想与当代学术”研讨会，2008年由福建省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举办“朱子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由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主办的“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将于2009年8月于江西省上饶市召开。据悉，本次研讨会的议题主要有：     

试论朱熹的哲学思想及其他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存天理 ,灭人欲” ,本意并不否定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和欲望 ,可惜的是后来的统治者片面强调天理、人欲对立的一面 ,才造成“以理杀人”的恶果。作为一个政治家 ,朱熹生前从政时间极短 ,却也颇有政绩 ,身后被历代统治者吹捧 ;作为一个思想家 ,其思想 (经改造后 )最终成为历代的统治思想 ;作为一个教育家 ,他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同时 ,朱熹还是—位学贯古今的学者、才华横溢的诗人。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德修养论

周敦颐之《太极图说》上承《学》、《庸》的思路 ,用天人一道来论证圣人何以“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道德修养原理 ;强调“主静”的修养功夫 ,认为无欲才能静 ,将解决人欲问题做为道德修养之要点。这些奠定了理学修养论的基本思路和强调节制人欲服从天理的基本内容。学界认为周氏“主静”说“排除了修养” ,是一种误解 ;不能正视宋儒克制人欲说所包含的对于道德修养的实际意义 ,也是片面的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日本朱子学与朱熹哲学修养方法之比较

东方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生问题的研究,而修养方法又是人生哲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即立足于修养方法展开日本朱子学与朱熹哲学的比较。朱熹论人生修养方法,以“穷理”为始,以“居敬”为要,穷理工夫又有内外两个方面,朱熹更注意其内向性。相比较而言,日本朱子学在修养方法上则分为两大阵营,以山崎暗斋为代表,极力倡导“居敬”,并于朱熹的重“心”以外,又发明了朱熹的重“身”因素;以贝原益轩为代表,力主“穷理”,并在实践中发挥“穷理”之精神。然而,日本此两大学派在“以修养入神道”方面又是殊途同归的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形成脉络探析

伊藤仁斋是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巨擘,他开创的"古义学派"为古学派的重要构成部分。观其一生,他的思想围绕着中国舶来的朱子学,发生了"崇朱"、"疑朱"、"反朱"的演变轨迹,这一过程也是仁斋古学的形成过程,因而,对仁斋思想转变因素的分析,不但有助于了解仁斋古学思想形成的复杂过程,还可以从"长时段"的视角中折射出仁斋古学思想在古学派及德川思想中的关键地位。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