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与普遍性：论曹文轩小说的电影改编

曹文轩在小说创作中潜藏了对故乡盐城的记忆，但又有意在地名、风物、民俗与方言等方面淡化了盐城的地域特征。他小说创作的意图不在于突显地域性，而在于写出人类共通的人性与普遍的情感。所以，他的小说《草房子》《三角地》就很容易被电影改编移植到不同地域，而且能保留小说原著的情感和主题，反过来又增强了小说的普遍性意义。曹文轩的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坚实的故事和思想基础，而电影传播扩大了小说的知晓度，两者形成了一个双赢的互动范式。     

侨讯乡情

正盐城籍作家曹文轩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3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16至2017影响世界华人盛典"评选揭晓,盐城籍作家曹文轩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本届华人盛典,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电影巨星成龙和盐城     

湘西人性的深刻探索 希腊神性的执着守望——沈从文作品线索浅析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大批“沉寂”多年的作家被重新发现,特别是在当代文学大家和评论家对20世纪作家重新排列“座次”的时候,沈从文和他的以《边城》为代表的文学题材重新走上历史舞台,恢复了他在文学史中所应处的位置。本文拟在对沈从文生平了解和文本的解读前提下,对其城市作家身份的体认以及对他所写的城市生活和记忆中的湘西生活进行比较,以反映他所坚持的“人性”,以及他对故土精神家园的坚韧守护和对城市生活的不认同但又难以割舍的情怀。     

“残缺的爱”——《喜福会》“创伤性记忆”的心理学解读

《喜福会》中人物的“创伤性记忆”贯穿小说始终,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物的行为模式及命运归宿.从精神分析心理学角度解读小说中四对母女的“创伤性记忆”及其应对机制,并注解了人物的行为模式:她们施与彼此的爱是“残缺的爱”.同时,深层次挖掘了人物“创伤性记忆”投射出的隐喻内涵:人物的创伤体验影射了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华人群体的“集体创伤性记忆”;也进一步升华出小说这种文学再创作形式也是作者谭恩美人生伤痛的再现与治疗过程.     

曹文轩把妹妹“逼”成了作家

1945年，曹文轩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周伙村。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4个妹妹，幺妹曹文芳比他小整整12岁。4个妹妹中，小妹和曹文轩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得到他的呵护和关爱也最多。     

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

“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先民记录白虹贯日为自然天象,到战国时期视其为政治禁忌,汉代从伦理角度进行比附、影射,六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将其比附为政治兵象,再到唐朝对其进行诗性阐释。从先秦到唐,“白虹贯日”解读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其间它也逐渐与广泛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联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解读。在唐代诗人笔下,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在精诚、复仇和壮志豪情等方面成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象征,体现了蓬勃时代的青春力量。然而,安史之乱后,皇权政治式微,白虹贯日再度成为禁忌。     

论《根鸟》对“西游”文脉气韵的承续

《根鸟》作为曹文轩独特的文本创作,在主题构架、角色认同、意境营造等三大方面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传统复归意识,特别是对“西游”文脉气韵的承续。这种解读路径不仅拓宽了深入解读作品的视阈,同时也激活了当代文学写作如何承续古典文脉的新思路。     

艾柯的"过度诠释"在文学解读活动中并不存在

泛泛而论,“过度诠释”之说是有其道理的,但从《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来看,无论是艾柯立论的方式还是具体论证过程都有着明显的错误,其错误主要在于:将生活本文诠释、科学本文诠释与文学本文诠释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在文学解读过程中不可能撇开其第一阶段———文学欣赏阶段的丰富多采的感受、想象和联想所带来的结果这一根本特点,从而也就忽视了在文学解读活动中根本不存在的“过度诠释”的问题。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

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属于诗性记忆、群体记忆、流动性记忆与固化性记忆。民间文学中历史记忆的四方面性质,使它区别于一般的史学著作与作家文学,也规定了民间文学解读方法的不同,也就是说要理解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需要独特的视角与方法论。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诗经》的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

从历史上来看 ,对《诗经》的解读方式共有过三种 ,即政治解读、历史解读和文学解读。政治解读是传统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观照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历史解读是一种过渡 ,把“五经”当做历史典籍 ,但是并未真正与政治解读划清界限 ;文学解读是近现代以来的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人生与个性的重视 ,反映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应该结合起来 ,从而更全面地解读《诗经》 ,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     

“蔡文甫创作研讨会”在盐城师范学院召开

由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盐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盐城师范学院蔡文甫研究所承办的“蔡文甫创作研讨会”于2010年11月6—7日在盐城师范学院召开。     

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2007年年会在盐城师范学院召开

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2007年年会于2007年12月21日至23日在盐城师范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对话与创新: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今天与明天”。约120名来自全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出席了本次年会。在12月22日上午开幕式上,盐城师范学院院长薛家宝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年会共进行两次大会发言和三场分组讨论及一场研究生论坛。三场小组讨论围绕“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多元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经典的解构与重建”展开。南京大学周宪教授、何成洲教授,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方成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张杰教授、姚君伟教授、傅俊教授,盐城师范学院孔建平教授、江苏省著名作家梅汝恺先生等就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对百年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极其全面的评价,中国矿业大学吴格非教授的《超越“伟大的欧洲传统”———面向21世纪的英美比较文学观述评》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南京师范大学杨莉馨教授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作家凌叔华的文学因缘》以影响研究为手段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吴雨平副教授...     

论曹文轩成长小说中的成人仪式——从《根鸟》管窥

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系列的创作中切实地关注了少年的成长。成人仪式具有少年流浪的因子。少年流浪的仪式化和完美化在《根鸟》中建构起来。少年流浪的互文本分析可以从共时轴线上理解曹文轩成长小说中内含的成人仪式。成人仪式的文学再现显示了曹文轩古典形态的文学观念和形而上的美学追求。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论曹文轩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

在普遍追求思想 ,追逐深刻的当代 ,曹文轩却关注美感 ,倾心雅致 ,并通过其对少年独特题材与视角的准确把握 ,对美好人性与高尚情操的永恒追求 ,充满忧郁但却优雅的审美情怀 ,以及其对古典美学意境的深刻感悟 ,充分展现了他在创作方面的美学追求 ,同时这些也构成了作家丰厚的创作实绩。本文将通过对曹文轩小说中关于“成长小说”、“悲剧意识”、“儿童视角”、“审美意境”等问题的探讨 ,进一步阐释曹文轩小说独特的美学特征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危险的增补性--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

“危险的增补性”意味着词这样的特点 ,即词总是不断地派生于与它临近的词 ,寄生于另一个词。这个特点不仅是对德里达的解构概念的生动描述 ,也是德里达读写方法的奥秘。其“危险”指说话和写作过程中离开了最初的愿望 ,离开了记忆的逻各斯 ,这样的解读超越了哲学的界限 ,倾向于一种哲理化了的文学。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内容的言说

冷战期间,美英汉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特别的解读。1950-1960年代,他们将“十七年文学”视为瞭望新中国的窗口,文学内容解读成为搜集中国信息的话语活动。1970年代,美英不再如前20年那样置重所谓的“异端”作品,开始较为客观地剖析《创业史》、《红岩》、《山乡巨变》等主流性作品。1980-1990年代初,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大多散见于他类论著、文章里,一些论者尝试着立足中国语境解读新中国文学,以质疑西方新中国文学论的思维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