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控文书看明清徽州健讼之风

明中叶以后的徽州社会流行奢靡之风,因为追逐财富和迷信风水而加剧了乡村民众之间的争讼,徽州成为"健讼"之区。为一事争讼数年不已、不胜不休的风气,影响了民风,加重了民众负担。徽州官府通过严饬乡约、规定状纸的文本格式、规范诉讼程序、整治诉讼过程中的钻营和官府内部的不良行为、推行和息合同等措施治理健讼行为。徽州宗族则利用族规家法约束因葬地风水、宗族财产、主仆关系、伪造土地房屋交易契约等引起诉讼的行为。     

多元与高效:我国非诉讼程序法研究

我国目前关于非讼程序的救济途径依然存在着立法缺位、立法层级较低、立法内容过于概括、救济途径不甚统一等诸多不完善因素。因此应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立法经验,在非讼程序领域统一设置与争讼程序之上诉审程序类似的"抗告"程序。"抗告"程序可以有效提高非讼程序纠错机制中管辖法院的级别,而且在形式上接近于争讼程序中的上诉审程序,为了保证非讼案件纠错程序同样具有便捷性,在"抗告"的审理中无须经过当事人言辞辩论环节。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人脑·实践·人才

“人才”成功的奥秘是什么?这是古今哲学家们长期争讼的一件历史“积案”。争讼的焦点,在于对“人脑”在“人才”成功中的作用怎么看。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管窥蠡测,兹撰拙稿,谨就教于识者。“积案”新讼上溯到古代,自哲学思想产生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之前,人们对于“人才”是怎么获得成功的问题,就展开了争讼,纷纭的观点,总括起来,不外两派对垒。     

黔东南苗族传统诉讼心态与当前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

在传统社会中,苗族民众的诉讼心态是以＂厌讼＂为主要内容的。苗族民众的＂厌讼＂心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厌讼＂心态具有巨大的心理惯性,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必须要适度考虑传统＂厌讼＂心态的历史影响以及当下民众的诉讼心态的现状。     

临泽出土《田产争讼爰书》释读及相关问题

2010年,甘肃张掖临泽出土的《田产争讼爰书》简册,记录了西晋晚期张掖郡临泽县地方政府对一起争讼田产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对研究西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众社会生活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对简册进行初步释读的基础上,对西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众的法律意识、宗族与基层社会控制、饮食结构、兄弟分异与小家庭生产、"坞"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现实与观念：南宋社会“民风好讼”现象再认识

长期以来,“民风好讼”都被视为南宋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从历史语境来看,“好讼”一词自宋代开始才被广泛使用,至南宋时期频频见诸文献。从地域范围及人群方面考察,“好讼”并非普遍的社会风习,是士大夫的书写影响了我们对南宋社会诉讼现象的评判。追根溯源,当我们从结构性分析进入文本分析之后发现,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压力和精神世界的焦虑共同造成了士大夫对时代风习的过度敏感,形诸笔端便成为对当时争讼现象的夸大。应该说,南宋社会的“民风好讼”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与观念互动的结果。     

中国厌讼传统再认识

长期以来,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谐”“无讼以求”“无讼息争”的影响,学术界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很强的厌讼思想,认为中国民众具有强烈的“贱讼”“耻讼”“厌讼”的心理.但笔者经过长期对法文化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并没有“厌讼”的传统,相反特别地喜讼,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厌讼”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界的认知错觉.     

当代法治视域下无讼思想的思考

儒家追求中庸、平和处世的哲学思想,对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无讼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在司法领域的价值追求和一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处世之道,反映了中国民众对诉讼的特殊心理,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我们的诉讼工作。     

王夫之行政思想研究

王夫之充分认识到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对民众施以宽松的政治，用宽厚的政策来休养人民。为了保障宽以养民目的的实现，王夫之主张要“严以治吏”。本文对王夫之的“严以治吏”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探讨。首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其“严以治吏”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思想的进步意义，最后还对其思想的局限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