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中西良心论比较——兼论良知说的当代重振

良心是伦理学中的一个普遍概念,它的正面意义表现为廉耻、正义、向善、正直等;它的负面意义表现为畏惧、忏悔、内疚、自责等。就良心所代表的自由意志、自我立法而言,它表现为道德的主体性;就良心所反映的社会道德律则而言,它的内容义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关于良心学说,中西方有共同点,又表现出差异,具体表现为:西方讲“去恶带动为善”,中国讲“为善带动去恶”;西方良心说排斥情感,中国良心说调动情感;西方良心说重认知,中国良心说重体知。本文提出,在现代道德的重建过程中,道德的内在性、主体性和个体性问题日渐突出,通过对中西良心说的辩证理解和现代诠释,良心论的重振,必将有益于我国现代文明的建设。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良知与审美——王阳明美学思想核心问题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王阳明的“良知”含义及其与审美的内在本质联系 ,从而更好地把握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实质。本文作者认为 ,王阳明的“良知”既是一个道德范畴 ,也是一个价值范畴、境界范畴 ,更是一个审美范畴。在其道德性与超道德性、体验性与审美性的“致良知”建构中展示着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试论王阳明和圣保禄的良知学说

本文立足王阳明和圣保禄的原著，从良知的内容、功能和归宿三个层面对两位大师的良知学说作了尝试性的比较、探讨，认为阳明的良知是心存善念，保禄的良知则是信主爱人；良知的是非判断功能扎根于良知的内容，而人的成圣与称义也有赖于良知的流溢、发扬。     

说文化与人——兼论鲁迅的青年观

文化与人是当代青年理论兴趣的热点所在。本文从考察鲁迅的青年观入手对此加以探讨。作者认为,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与人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鲁迅的青年观的价值,正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旧文化对人的奴役,并且还启迪青年在新文化意义上对本身进行再思考。作者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觉和自由的发展;人的价值是以创造为中介的自我发展与杜会发展的辩证统一;让当代青年确立成为自觉的历史创造者,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     

本体与功夫——对王阳明本体功夫观的思考

本体与功夫———对王阳明本体功夫观的思考许珠武本文认为为仁存在两条路线：一为率性路线，一为反观路线，两条路线同时流行，各自兼顾本体与功夫，但率性路线重本体，反观路线重功夫。王阳明遵循率性路线而修为圣贤，提出良知论心学。良知论中关于良知本体的思想，是对...     

论章太炎的法治观和共和观——兼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法律观的成型

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潮流中,章太炎力倡法治与共和,主张扬法抑儒,力倡法治、伸民权,同时力拒时贤普遍认同的以＂代议制＂为表征的西方式现代民主共和政体,主张应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创设一个有别于西方诸国的＂第三种＂共和政体。章太炎的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型的思考过程和法治理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和成功起到了思想先锋的作用。     

论王阳明的伦理思想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他曾隐居绍兴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来又创办阳明书院,被人称为王阳明。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王阳明特别重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企图把道德理论、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统一起来,用所谓“致良知”的“不假外求、向内寻找”的方法,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为挽救朱明王朝服务。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中国人民的邓演达——兼论一种比较研究以及邓演达的社会主义观

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战士邓演达诞生100周年了.邓演达先生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一)邓演达烈士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信徒和忠实执行者,是中国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他缔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最前身,中国农工民主党开会纪念他,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仅仅农工民主党应该纪念他,广东人民也应该纪念他,因为他是南粤英烈,是广东人民的邓演达;不仅广东人民应该纪念他、研究他,全中国人民都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来纪念他,因为他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殷红的鲜血和风华正茂的生命,是中国人民的革命烈士,是中国人民的邓演达.     

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王阳明和康德作为中西哲学史上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对于审美的理解有着共同的特征,即都十分强调内在性的原则、非功利性的原则和主体性的原则。但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他们的理论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对于我们批判地吸取和融会他们的思想精华,创建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美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兼谈马克思的日常生活观

生活是当今哲学所关注的重要对象。按照人活动领域的不同,生活可以分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指向个人生活的自在世界;非日常生活指向自觉的、自为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活动的世界。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关系的发展尽管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它们都相互依存,没有绝对分离,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与社会本质上和现实上是相互联系的。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界定过日常生活,但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都表明了其日常生活观的丰富内容。     

王阳明迁居山阴辨考--兼论阳明学之发端

王阳明与余姚、绍兴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经常引起两地学者争论的问题.历史的实相应该是:阳明十岁就已随父迁居山阴,此后有五次归姚,其中还有两次重要的讲学活动,证明阳明不仅仍把余姚视为故乡,而且还将其作为重要的讲学教化之地.不过在<阳明年谱>里记载阳明"至越"、"在越"、"发越"的毕竟有十五处之多,且有早年的"筑室阳明洞"之举措,又有后来的"稽山书院讲习"之盛况,更有晚年的"天泉证道"之辩证,因此如果说余姚是阳明的出生与讲学之处,那么绍兴则可以说是阳明学的发端与成熟地.尽管余姚距离越城不过百里之内,但两地的文化传承及民情风俗存有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绍兴的地域文化对阳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更直接的催化作用.     

严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观——兼论严氏晚年的政治思想

晚年严复依据英文报刊持续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他观察到一些相互冲突和矛盾的现象：德国的强盛与霸权,英国的民主与集权,国民程度与国体＂,能者＂与＂伟人＂等等。这种两歧性的观察使他更深一步认识中国的改革必然面对许多复杂、矛盾的难题。晚年严复颇受非议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国体论,至少部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启示而形成的。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论山谷词——兼与东坡诃、淮海词比较

山谷词在词史上有一定地位,然而褒贬不一。本文在论述时与东坡词、淮海词作了一些比较,认为山谷词能把相互矛盾的内容与形式扭结在一起,因而形成疏宕峻峭、生新瘦硬、于倔强中见姿态的风格特征,兼饶豪放婉约之致。其不佳者,虽有关句而多斧凿痕,语言亦不甚入律,使人有矫揉与生硬之感。其成就逊于东坡与淮海,然亦自成一家。     

论源生型古都西安——兼与古都洛阳比较

以土著族群在古都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进行考察,可以提出源生型古都和次生型古都两个概念。西安属源生型古都,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周、秦、隋、唐等王朝的龙兴之地。洛阳属于次生型古都,定都洛阳的大多数王朝在伊洛地区以外崛起,后攻取洛阳为都。西安所处的关中盆地及渭河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腹地辽阔,民习骑射,尚武善战。伊洛地狭,民风趋利,尚武之风较弱,难以崛起强大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