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

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形态,和持论者的修身实践相关.儒家的工夫论在中晚明阳明后学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朱子后学有所不同,阳明后学的工夫论既有沿着王阳明精神方向的进一步展开,也有不同于王阳明思想的其他形态.本文首先指出王阳明之后不同阳明后学在工夫问题上的一致追求,进而具体考察在此一致追求基础上不同工夫论形态的分化.依本文之见,在体用观上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不同思维方式,是造成阳明后学产生分化的重要原因.二元论体用思维方式之下的工夫论,可以说是阳明学话语形式下的朱子学形态,其后果是逐渐从阳明学内部产生了脱离阳明学传统的典范,尽管那种新典范并非简单地回归朱子学.     

《传习录》与阳明学

本文旨在对于王阳明的《传习录》作一概括式之导读,并从中透显"传习"在圣学传衍中的重要意义。首先,多方引证,点出"传习"之义,从中揭示生命的三个维度及其所透显的儒学方向。再者,就阳明的生命历程,深化其实存体验,说其成学之变迁。进而,在此变迁过程中,确立其心学体系: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总纲,"心即理"为体,"知行合一"为用,即用显体,承体达用,体用不二。最后,则引阳明的"咏良知诗"作结。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文与悟：“良知即是易”的意本论解读

王阳明易学思想文本内容不多,目前学界已有论文对文本的运用重复率较高。鉴于有学者指出笔者1998年的论文没有把“良知即是易”加以深入的哲学分析,所以此文从意本论的角度,从“文”（文本）与“悟”（境界）两方面深入研讨“良知”与“易”的关系。本文基于《周易明意》意哲学的角度研讨阳明易学相关材料,力图穿透学界之前对阳明易学的文本诠释,并借助《周易明意》意本论哲学境界来领“悟”阳明易学材料与其心学哲学的内在关系,从而从意本论角度深入剖析和建构阳明心学“良知”与其易学哲学的关系。总之,本文从意本论哲学的角度,围绕文本与境界之间的张力,继承和发展学界之前从体用论角度研讨“良知”与“易”的既有成果,深入分析与阐释阳明“良知”与其易学哲学思想。以此为例,本文试图从“中国哲学”理论的角度推动“中国哲学史”相关问题研究。     

阳明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6日至8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计量学院、浙江省儒学学会主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承办的"纪念王阳明逝世480周年暨阳明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近70人(其中境外代表22名)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心即理”的意向性诠释——从现象学看阳明心学

从现象学看阳明心学,可以发现阳明心学与现象学尽管相隔遥远,但其"心即理"的论说依然充满了现象学的意味,其"为己之学"俨然是一种主体哲学。虽然阳明心学的立足点在伦理实践上,但它的"心学"建构却是围绕着主体的意向性来进行的。阳明心学关于"良知"和"致良知"的陈述,以及"知行合一"的定义,无疑是饱含了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诠释,即展示出了阳明心学所具有的主体性向度。     

冯从吾的关学思想建构

冯从吾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以复兴关学为己任,具有自觉的学术担当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主动回应朱子学、阳明学,虽笃信良知之学,但能站在心学的立场上取长补短,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吸收甘泉学的会通精神,继承张载关学的学脉学风,融会诸家而成自得之学.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     

《阳明全书》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

王阳明不仅是浙江文化史上的名人,更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近年来,国内外的阳明学研究发展较快。目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日本九州大学、筑波大学正在酝酿召开首届国际阳明学讨论会。浙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准备向国内外学者提供一部最新最全的《王阳明全集》,以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此,我受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的委托,查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余姚的几家图书馆和藏书楼,并乘访日之机,查阅了九州大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筑波大学图书馆,及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对王阳明的著作作了初步调查。现就《阳明全书》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谈几点看法,以求方家赐教。     

评王艮的哲学思想

王艮是王阳明门下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继承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有自己特色的泰州学派。参加这个学派的人,“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龙溪即王畿)这是符合实际的评价。     

论王学内在的二重性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着多重内容,而其主干则是良知与致良知说。从逻辑上看,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便是以良知为起点而渐次展开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石,蕴含着二重规定:它既以理为内容,同时又具有“吾心”或自心的形式;理主要是普遍的道德律,吾心则构成了主体意识的个体形式。前者赋予良知以普遍性的品格,后者则赋予它以个体性的品格。按王氏之见,内在于良知的理,通过事亲敬兄的道德践履(行)而展开为具体的道德意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普遍的     

王阳明迁居山阴辨考--兼论阳明学之发端

王阳明与余姚、绍兴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经常引起两地学者争论的问题.历史的实相应该是:阳明十岁就已随父迁居山阴,此后有五次归姚,其中还有两次重要的讲学活动,证明阳明不仅仍把余姚视为故乡,而且还将其作为重要的讲学教化之地.不过在<阳明年谱>里记载阳明"至越"、"在越"、"发越"的毕竟有十五处之多,且有早年的"筑室阳明洞"之举措,又有后来的"稽山书院讲习"之盛况,更有晚年的"天泉证道"之辩证,因此如果说余姚是阳明的出生与讲学之处,那么绍兴则可以说是阳明学的发端与成熟地.尽管余姚距离越城不过百里之内,但两地的文化传承及民情风俗存有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绍兴的地域文化对阳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更直接的催化作用.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儒学精神旨趣与阳明心学的兴起

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而在明代中叶的兴起,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对此,学者们已作了多角度的讨论。本文但求立己,不欲破人,只想从儒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角度,在上述的解释之外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文章认为,从阳明心学的中心命题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来观察,阳明心学的兴起,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儒学精神之内在理路和隐藏的兴趣之刺激与推动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     

王阳明湛甘泉合论

明代心学大家,继陈献章之后是王阳明与湛甘泉。“时海内主盟道术,惟吾夫子(指阳明)与甘泉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故全祖望称:“有明正嘉之交,阳明、甘泉之学盛行,二家虽微有不同,然其要归则相近,学者不走姚江(指阳明),即向增城(指甘泉)。”(《鲒埼亭集外篇》卷十六《槎湖书院记》)王湛二人共倡心学,蔚成一代讲学风气。关于王湛的个人交往和学术异同,日本学者智贺一朗、台湾学者陈郁夫等已有详述,本文拟略作补充,以求正于方家。     

王艮与王畿合论

王阳明不象陆九渊那样门庭冷落,据称是:“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在王阳明的众多弟子当中,王艮(1483——1540)与王畿(1498——1583)是二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们都曾受到王阳明的赏识和器重。但是,王艮“往往驾师说上之”,王畿亦“非师门宗旨所可束缚,”两者同阳明师说有矛盾冲突。据《明儒学案》,王艮属泰卅学派,王畿属浙中学派。然而,若从两者的思想倾向或特征来看,他们实在可视为一派,我们姑且名之曰:“现成派”。学术界对于王艮研究较多,相对说来,对王畿研究甚少。一般认为王艮属于王门左派或假阳明学派,而王畿又应归入哪派,目前尚无定论,但也有人把浙中学派都归入王门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