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自然之辩的理论变迁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文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持"名教本于自然"论.他通过化当然为自然而建构道德本体,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儒家价值体系,但对理性的作用未能作出适当的定位.嵇康、阮籍持"越名教而任自然"论.他们强调自然与主体的内在意愿相融合,这样名教的合理性就发生了问题,结论必然是超越名教,其末流流于放纵无行,完全丧失了个性自觉.裴頠以"崇有"论著称,其理论将人生价值与社会责任相联,突出了名教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一面,也对颓弊的士风有所匡正,但对名教现实缺乏批判精神,有因顺现实、政治说教的倾向.郭象持"名教乃自然之迹"论.一方面,他用"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文原则.另一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这里,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     

自由及其限制——魏晋玄学与人的自由

魏晋时期的自然与名教之辩和个体与整体之争始终内含着人的自由问题,但这一时期所言的自由又始终受着必然之理的关系。为此,如何协调自由理想与必然之理的关系,就成为魏晋玄学的内在主题。本文主要考察了王弼的由强化必然而引向顺命的命定观;阮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由主体现;向秀、郭象的由否定因果序列而提出顺乎自然的逍遥理想,却又把逍遥界定为无心而安于命的宿命观。     

论王弼自然之说

论王弼自然之说李云崇尚自然是先秦道家的理论传统。老子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的，人理当应顺自然，不可与之相违。什么是自然呢？按庄子的说法，牛马生有四足这类现象是自然；笼马首，穿牛鼻这类活动是人为。自然与人为是绝对对立的，自然不允许有一丝人为的痕迹...     

阮籍与魏晋玄学的演变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是促成正始玄学到竹林玄学演变的重要人物。他的贡献在于将王弼的贵无论发展为自然论,将其崇本抑末说发展为玄远放达说。因而在本体学说、社会理论和理想人格方面都大胆地超越了由王弼所营造的正始玄学的界碑。为嵇康“师心以谴论”营造千古的竹林精神作了学术理论上的准备。     

道性与气性——王弼的人性二元论

做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的本体论哲学一直很受关注,而其人性论思想较少涉及。本文尝试做初步突破。文章指出,王弼的人性论是一种二元论,即人性的内容由两个部分构成道和气。做为人存在的根据,道决定了人的本质;而气是人性构成的物质性因素。二者在逻辑概念上相互区分。道性是王弼的本体论思想在其人性论上的直接延续,气性则反应了魏晋玄学对汉代宇宙论的中心概念“气”的继承,尽管魏晋玄学通常被认为是对汉代经学的决裂。通过对道性与气性之关系的论述,王弼比汉儒更为合理地解释了善恶的来源问题;而他关于人性的二元区分也影响了宋明理学。     

空潭写春:论魏晋玄学与晋人之美

东汉末年 ,客观历史条件激变。儒学无法以其固有地位继续存在 ,名教信仰严重跌落。此伏彼起 ,“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遂因势生发。道、玄、儒相互冲突、相互引牵 ,运演出错综复杂的动态流变。玄学的出现 ,虽有清谈虚空之痼疾 ,却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不能迁就的是名教的异化。玄学整合架构了一个充满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美的时代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朝鲜栗谷学派“心”概念析论

栗谷学派认为,理非先气而存在,理只是体现气化的法则;而要说明万物的现实存在性与存在形态,就要以气为中心。笔者部分认同上述消极的定义,并试图进一步研究李珥与任圣周对"心"的定义。之所以选择二人,是因为李珥是朝鲜性理学者中最早注重性理学里气这一概念的学者,而任圣周则更明确地阐明了主气论,提出了"心"之现代解释的开端。栗谷分别阐明了心的存在性与心的道德性含义。任圣周也把心的含义区分为存在论与道德论而一一说明。在存在论方面,根据"心是气"的论点,对"性即理"这一性的问题不予以讨论;而在道德论说明中,解释了心与性的关系,并说明了气之心怎样以道德标准控制情和欲。他最基本的人生观为,人是具有生命力的自然存在,气之心不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无论在人道德本性发现之前,还是之后,始终为"自然"的。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宪政文明视域下科学权力观基本范畴研究

构建科学权力观是实现宪政文明之增进自由、维护人权这一价值目标必要条件,也是宪政文明建设的逻辑诉求.在人权保障日益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文主义渐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当代中国,惟有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为指导、在批判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权力观的基础上,调谐权力的必要性与有限性的紧张关系为基本主题,从本源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基本范畴的哲学维度深入、全面研究科学权力观,才能真正回应理论创新的需要与时代精神的召唤,并构建出科学的权力观,即以"权力由民出"为本源论、以"权力为民用"为价值论、以"权力受民限"为方法论.     

仁义的内外、人我之争及其意义——中国历史上三种仁义观解读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告子、孟子、董仲舒曾对仁义的内外、人我问题进行争论,形成了三种典型的仁义观,即告子的"仁内义外论"、孟子的"仁义俱内论"和董仲舒的"仁外义内论".文章通过呈现思想家们在相同的论述主题下不同的思想特质和伦理诉求,尝试发掘仁义之争的思想意义及现实启发.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以来郭象研究之述评

回顾百年来的郭象研究,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人基本围绕着郭象其人、《庄子注》文献校勘与作者考辨等进行基础性的文本研究,鲜有从思想层面关注郭象玄学的著说。80年代以后,大陆、台湾地区、日本以及韩国等地关于郭象及《庄子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学人大体从庄注著作权,郭象其人及其著作,"有无"、"自生"、"玄冥"、"独化"问题的研究,逍遥论、适性安命论、名教自然之辨,郭象玄学的通论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关于郭象研究的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了20余部。总体而言,郭象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少盲区和疑惑还有待于梳理与深入。     

论德沃金权利论对罗尔斯正义论之延伸

德沃金权利论的终极预设是建构模式下的平等的关心与尊重的权利,这一预设来自于德沃金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解与发展。德沃金对罗尔斯正义论的三个论证特点,即反思性平衡、社会契约、原初状态,均进行了阐释与延伸,肯定了罗尔斯的论证方法,并根据罗尔斯的论证方法的特点得出罗尔斯正义论的预设是建构模式下的平等的关心与尊重的权利,进而接受这一预设并将之作为其权利论的预设。     

论明中期才士的傲诞之习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列举了数位才士傲诞之实例而议论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此等恃才傲物,　驰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恃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落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①遍观明代中期才上行迹,确多负才傲世,颓然自放者,尤其是吴中文人才士大率如此。这是明代中期社会新涌现出来的士林风气。这种现象何以在明代中期产生?赵翼所论,固属事实,但颇有些简略。对此应予以详细地、具体地分析。 …     

《老子》中的“无”辨析

“无”是老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现代学者多视之为哲学范畴),在历史上曾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无”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却历来众说纷纭。由于老子的整个理论体系建构在“无”的基础上,故正确理解“无”,对正确理解和评价老子及其学说,至关重要。魏晋时,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以无为本。王弼在《论语释疑》中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日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认为“无”就是“道”,它无体、无象、无声,无所不在.在《老子在》中他又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说“有生于无”,“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王弼将其解释为“有起于虚”,“复归于虚静”,实际上就是把“无”同虚无划等号了。据《资治通鉴·魏纪七》记载:“何晏性自喜,……尤好老庄之书,     

为音乐而音乐——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文章.出于反名教的需要,嵇康有意混淆了声音与音乐的区别,从而否认音乐具有哀乐之情,并进一步否定了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嵇康的贡献在于认识到音乐的本质是“和”,音乐就是“八音克谐”,其作用是愉悦人的情感,平和人的性情.嵇康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声无哀乐论》开了魏晋时期“文的自觉”之先河.     

关于早期禅宗心性论的几点思考

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旨趣最为契合之处,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为最为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心性论思想在这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笔者试就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至六祖慧能几代禅师所倡禅法的变化,对早期禅宗心性论的发展、演变作相关分析;在诸师所提倡的修习实践方面,试着提出几点看法;并认为慧能的"自性是佛"等顿悟法门是在修正道信、弘忍,以及神秀等禅师有关心性论基础上,对《楞伽经》所崇奉之"如来禅"的本源回归。由此,以期为更客观、深层次理解禅宗早期心性论提供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为理清与早期禅宗心性论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2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初探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具有三种形态,即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郭沫若的情绪节奏论和新格律诗派的音节调和论。自然音节论与情绪节奏论分别从外在律与内在律的不同侧重点上探讨早期白话新诗的音节问题,形成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现代诗学观,奠定了新诗文体诗学的理论基石,对后来音节论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格律诗派在理论的探讨上则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涉及包括格式、音韵、节奏、声调、平仄、双声、叠韵等诸多因素在内的音节论诗学范畴,又较具体地讨论了新诗音节与传统汉语诗律的关系以及与英语诗律的部分关系。20年代的音节论诗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新旧体式的衔接与转换,直接影响了30年代包括诗歌音乐性问题在内的纯诗理论的广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