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意义和特点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在行政程序法制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构建现代行政程序法律原则体系方面颇多创新发展，在行政决策法治化和特殊行政行为法治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制度创新，其创新精神和立法经验值得研究借鉴，由于其施行难度很大，需要切实提高认识，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     

执政党与国家职能权力的三维剥离及执政权的实现

党对国家的领导体现于执政权的有效实现 ,因此 ,在确立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根本治国方略的今天 ,党的执政方式必须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法治化的要求。党政分开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但这并不能盖全当代法治原则对执政党执政权实现的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依据我国具体情况 ,执政方式转变之首要 ,应将党与国家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维职能权力施以科学剥离 ,确保执政权实现的法治化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论政务诚信的法治化构建

诚信从本质上来讲属于道德范畴,主要应当靠道德教化的方式来解决。但在现代社会,诚信还应当是一种法律范畴,必须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从法治的视域看,重建政务诚信,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在政务诚信构建中的作用,深入推进政务诚信的法治化构建。政务诚信作为诚信原则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体现,具体包含行政目的正当、信息真实可靠和信赖保护等基本要求。政务诚信的法治化构建,必须将这些基本要求贯彻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并加以法治化的制度支持和保障。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民意沟通机制、诚信责任追究机制和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法治化保障机制。     

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中的公众参与规则评析——以若干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文本为研究对象

公众参与是行政决策程序的重要环节,是保障行政决策科学性、民主性的前提。目前,中央层面有关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缺失,更无具体的公众参与相关规则。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虽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些许规定,但总体上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忽视日常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且立法内容较为原则和雷同。各地出台的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虽然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存在公众行政决策启动权缺失、公众参与方式有限、听证制度回馈机制建立不足、决策后评估阶段公众参与规则匮乏等问题。为了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我们应认真梳理总结地方公众参与立法中的问题与不足。     

行政救助法治化研究综述

由公权力实施、公共财政承担对身处贫穷和危难状态的公民进行救援和帮助的制度自古就存在.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我国的行政救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其进行法治化研究,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的行政救助法治化的制度设计现状和理论研究现状都存在很多问题.对行政救助的法治化研究路径应借鉴行政过程论的研究成果,以行政救助立法、行政救助决策、行政救助实施和行政救助救济为线索来研究行政救助的法治化问题.     

论行政法制基本原则

行政法制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实施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推进行政法制化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因其规定着行政法制的方向并宏观控制着行政法治化过程而被称为基本原则。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包括立法和执法面前人人平等，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并行，权力与权利相平衡和统一，公平与效率相协调。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蕴含着现代法治精神并昭示着法治的一般要求，将引导和规范着行政逐步走向法治行政。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地方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国家层面法律制度缺位之危机.而在地方立法层面,虽有地方政府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总体而言现行规定一是涉嫌与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法律保留原则相冲突,二是涉嫌与法律优先原则相冲突.化解上述合法性危机,首先应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层面制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律,然后辅以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配套规定,形成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为中心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体系.在具体立法内容上,则应当着重构建完善的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力等制度.     

试论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作为治国之道,必然要求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也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因此要着力分析了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研究行政权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论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基本保证。     

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体制研究——兼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较

行政立法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行政立法有违宪违法行为发生,而又得不到及时纠正,产生的危害将是难以想象的,如2011年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是一例。为了防止行政立法违宪违法情形的发生,对其进行制度上的常规监督显得尤其重要。然而,我国对于行政立法的监督存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周全、监督机关的监督不作为等问题,如何完善行政立法,应当是研究者不容回避的话题。     

行政诉讼中冲突规范适用选择的实现路径——以不同效力层级规范的冲突选择为对象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是处理不同效力层级法律规范冲突的基本规则。然而,行政审判中法官总体上对冲突规范的适用选择抱有明显的回避倾向。事实上,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官有充足的理论和制度空间进行法律适用选择,排除与上位法相冲突的规范在个案裁判中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充分树立起职权自信,努力排除各种障碍的干扰,在遵守相关原则要求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合理选择,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充分、妥善地表达。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我国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障碍因素及对策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国目标。在法治化进程中现存有经济市场化程度偏低、政企不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不成熟、法制体系及法治观念薄弱等障碍因素,对上述问题,作者认为应有以下解决思路:加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企分开、立法监督及把人文主义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去构建法制文化,培育法治观念等。     

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制度困境——再谈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情事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已被大多数先进法治国家的判例、学说与立法所确认。然而,我国《合同法》并未采纳该原则。由于此立法缺漏的存在,不仅凸现出制度本身与法的价值理想的矛盾与冲突,而且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混乱局面的出现。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确立该原则。     

我国刑事人权保障的理念与实践

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这要求我国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使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的人权保障内容能够充分、及时地得以实现,并以此为依凭,将刑事人权保障渗透到立法、执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养成和信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先导和基础;刑事立法的科学与完善,是刑事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托和前提;人权保障的司法实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途径和关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浅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 ,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进程的伟大方略。本文结合社会实际 ,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现实意义 ,提出理想、信念是道德建设的基础 ,行政道德是德治思想的核心 ,全面落实以德治国 ,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干部的道德建设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兼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与公民权利保护问题的检视与思考

行政诉讼法立法的根本宗旨是保护公民权利。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实施一方面表明了党和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在立法上还存在重国家权力维护、轻公民权利保障,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够充分等不足,在实施上也存在诉讼成本高、审判结果公信度低、对公民权利保护弱化等不足。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从机制、体制建构等方面着手,切实对上述不足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