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人类"文学创作论析

两三年前 ,随着《上海宝贝》、《糖》等作品陆续出版 ,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一批“美女作家”、“新新人类”的“另类写作” ,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她们的作品不仅拥有一定的读者 ,还被国外的好事者译成数种文字 ,广为传播 ;但同时在国内也招来了众多非议 ,有人说她们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叛 ,走麦当娜路线 ,以脱衣为本色 ;有人说她们绝对否定理性、崇高 ;也有人说她们是对美国 6 0年代“跨掉的一代”的拙劣而贫困的模仿……今天 ,这股由作者与媒体共同炒起的“新”潮虽然已经退去 ,但其作品…     

《谈艺录》论宋诗

对理学家诗 ,总体评价不高。但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不是一棍子打死。“句中眼”应为“警策”处 ,而非“警句”。舍去篇章不顾 ,就不能称为“句中眼”。“句中眼”也不一定就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句中眼”不必句句有眼 ,也不一定为声音之“响”字。     

我们和张启城的根本分歧

張启城認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无論是音乐、美术、文学……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具有强烈阶級性的作品,阶級性比較薄弱的作品以及沒有阶級性的作品。”我們認为:作品中阶級性表現的形式或程度的不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特別是在古典作品中。但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我們和張启城是有根本分歧的。張启城認为这是由于“作者表現的对象有所不同”的緣故:“有的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阶級內容”,因而“其表現的作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另一类表現的对象如一般的离情別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描写这类“对象”的作品就“没有阶級性”或“阶級性此较薄弱”。对这一謬誤的說法,我們从下面四点来談: 一、作品的阶級性决不是由“作者表現的对     

充分发挥年鉴编辑的主观能动作用 努力打造精品良鉴

《现代汉语词典》对“编辑”一词的释义为: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的人。年鉴编辑虽然也属于“编辑”的范畴,但除了对资料或作品进行“整理和加工”,年鉴编辑常常集组稿、编辑、校对于一身,有的甚至还要担负起征集广告、发行年鉴的任务,因此,对年鉴编辑的要求远不止“整理、加工资料和现成的作品”如此单纯;另一方面,年鉴这种信息载体特殊的性质和作用,也使其编辑在内容的真实性、资料的准确性、全书的权威性方面负有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责任。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甚或是优秀的年鉴编辑,只是局限于或被动地做一些…     

新《著作权法》视域下视听作品的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视听作品的界定存在着确定作品表现形式、评判作品独创性以及作品是否需要“固定”三方面的法律问题。视听作品的表现形式应为“系列空间叙述性画面”,即作者创作的“系列画面”是对时间性故事情节或客观事件空间化的个性描述。视听作品的独创性评判应当深入特定作品的创作过程,考察其是否具有将时间性故事情节或客观事件转换为空间性叙事的智力劳动性质。“固定”不但是视听作品创作完成的标志,也是明晰戏剧、舞蹈表演作品与视听作品之间界限的关键,故视听作品应当满足该要求。     

评点四论

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式之一,唐宋以后,诗文评点即趋兴盛,明清以来的小说和戏曲批评中亦数见不鲜。这种批评形式往往又和选本结合在一起,为读者点明精彩,示以文章规矩,但也因此而被通人讥訾。可是人们听惯了“载道”、“言志”、“美刺”、“褒贬”的“大判断”,再来看这些纯粹以作品优劣为重心的“小结裹”,也未尝没有亲切实在乃至耳目一新之感。     

“驳正俗说”:周作人随笔的修辞策略

所谓的“驳正” ,就是反抗正统权威 ;而“俗说”则是以诙谐的态度出之 ,即周作人注意用诙谐幽默笔法创作出蕴含社会深意的随笔作品。这虽是“拨草寻蛇”的看家本领 ,但他也只到要被“火”烤了为止 ,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其深层原因是周作人的“中庸”观念在作祟 ,使他在“驳正”与“俗说”之间取得一种艺术的节制和均衡。因而他的随笔作品呈现出“中和”之美 ,是“微词托讽”与“文气庄重”、“游戏而有节制”与“庄重而极自在”这些对立统一关系构成的审美境界     

创造社与西方现代主义

创造社是我国“五四”时期高举浪漫主义旗帜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主张文学的“自然流露”、“自我表现”、“赞美自然”、“返归自然”。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的前期“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创造社前期的文艺思想,我认为也呈现这种状态。除了以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为主导外,还受到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和日本文学的影响。而现代主义文艺思想在他们的文艺观和作品中所留     

评张春桥在鲁迅逝世前后的丑恶表演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写过各种形式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反动的思想性以外,毫无艺术性可言,实在是“狗屁文艺”。但有的“作品”却可以把它看成是张春桥自己思想行动的自白,对我们从历史根源上认识张春桥其人是很有帮助的。一     

柳宗元诗歌简论

柳宗元诗歌简论梁鉴江柳宗元出身士林盛族,父镇官至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旧唐书·柳宗元传》）他不仅年纪轻轻便以卓越的文学才能和渊博的学问在流辈中享有盛誉,...     

“光韵的回归”--论超文本文学的数据库结构及美学意义

超文本文学主要是以一种数据库形式来建构的,其美学意义正源于其自身的可重组性,由此同一文本在不同的计算机终端便可呈现不同的“光韵副本”,这种“光韵副本”虽然意味着“光韵的回归”,但与作品时代的“韵”显然是不同的,它本质上颠覆了传统作品的“独一无二性”。而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游”也许是超文本数据库美学的最为恰当的指称,无独有偶,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所创造的“游牧”也与其有高度的契合之处。     

论李清照对陶渊明的接受

李清照二个室名“归来堂”、“静治堂”一个自号“易安居士”都出自于陶渊明的作品;李清照爱喝酒,喜赏菊也与陶渊明如出一辙。在李清照的生活和作品中常常可见陶渊明的痕迹与影响。本文从室名自号与作品两个方面论述李清照对陶渊明的接受。     

《长恨歌传》作者稽疑与断想

《长恨歌传》是唐代传奇中名篇之一。自古以来就被认定是陈鸿作品,人们对此也坚信不疑,但事实上疑点颇多。本文从《长恨歌传》版本流传、歌”与“传”的关系、陈鸿其人及其作品内容等方面进行考察与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断想:《长恨歌传》的作者当为演唱《长恨歌》的歌女。     

眼前有景道不尽 常论常新红楼人——评王颖卓《红楼人物新论》

尽管《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完”、“论不尽”的巨著,但是当你面对那汗牛充栋的“红学”成果时,说不定也会油然而生“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1]。王颖卓的新著《红楼人物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出版)似乎无法逃避“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宿命,起码在书名上是这样,尽管也已经加上了一个“新”字。但《红楼梦》中的人物不会因为已被“论”过或“新论”过而不能再论。从读者批评角度看,文学文本具有未定性,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有历史性的,即意义是历史地生成的。“一部作品的艺术特点在初次显现的视野中不可能被立刻感知到……一部作品实际上…     

读《聊斋》说妒妇

从家庭的角度去考察和表现妇女多彩的生活,是蒲松龄文学创作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这些以妇女问题为题材的作品里,有一群令人讨厌的特殊人物:妒妇。作者是要借以宣扬“妇道”,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已经完全沦为了男人的附庸。但蒲松龄也对女子的“悍”和“妒”,以及男人的纳妾表示理解。蒲氏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思家庭矛盾的作品,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论作品命名的艺术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但不是最显眼的。命名作为作品的第一印象,它可以使人欲一睹为快,也可能使人心灰意冷;可以是“万绿丛中红一点”,引人注目,也可以成为一堵墙,挡住人们的审美视线。在没有欣赏作品之前,人们率先接触到的是作品的命名,作品的价值要在欣赏了作品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因此,命名先入为主的位置,使它在作品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师陀作品的诗性思维——兼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诗性品格

通过解读师陀作品中的“异乡”和“故乡”意象 ,分析师陀作品诗性的生成、特征及在现代乡土文学中的意义 ,作者认为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诗性品格基本上循着两条道路发展 :古典诗性和现代诗性。所谓古典诗性是指作家基本上遵循古典美学意义上“美”、“和谐”等审美理念创作并试图建构一个田园诗般的“故乡” ,这一乌托邦世界是作者思考的终结点。现代诗性却意味着作者面临着“故乡”和“现实”的双重失落 ,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沉的“故乡情感”的矛盾统一使师陀作品蕴含着一种充满激情的理性精神。但这两种诗性品格在作家作品中并非截然对立的。     

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这三种文学接受方式昭示了先秦文学接受理论的早熟。     

唯美？唯真？——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生活烙印

弗吉尼亚·伍尔夫原以“现代主义”作家闻名于世,但笔者认为她并非纯粹的唯美主义艺术家。本文通过探究其诸多作品中的生活烙印进一步深化了对其小说的理解：“小说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真实生活的价值。”     

巴塞尔姆与后现代主义小说

唐纳德·巴塞尔姆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打破了文学惯例,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其实验性的创作风格被模仿最多,但其作品的极端奇特和晦涩难解也饱受争议.文章通过解读其经典作品,阐释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平面性”的产生根源、具体表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