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后”到“后五四”——基于“存有三态论”思考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角色

"五四"以来,"传统"与"反传统"交相震荡,中国文化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终于迎来了今日的复兴。从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哲学转折缔构出"存有三态论",有助于深度检讨"新儒学之后"的中国文化演进路向,从而更有效地面对以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为特征的21世纪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的支柱,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实现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放眼世界,它一方面通过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具体地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传统儒道佛三教思想所隐含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还有助于克服"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揭示这一点将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与融通的可能空间,从而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扮演好交谈者、对话者的重要角色。     

“存有三态论”下的“本体诠释学”

本文旨在阐明"存有三态论"的基本构造,以及由此而衍申成的本体诠释学。首先,回溯到一九九一年有关"存有、意识与实践"之探讨,并经由一九九六年之"道言论"而展开﹔指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态,而这是承继王船山"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的进一步发展。再者,经由"道、意、象、构、言"这五层次,而论述"本体诠释学"的基本结构,指出由"存有根源的体证"而"意向的体悟""图象的想像""结构的把握"以及"话语的记忆",这是彼此多阶而相互回环的无休止过程。诠释与生活,意义与世界,原是通而为一的,经由生活世界而有意义诠释,其中便隐含着沟通、诠释、批判与重建,永续不止。进一步,将此置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发现"人""经典"与"道"这三者互为核心,以"两端而一致"的方式,交互循环。一方面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另一方面,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两者通贯,本末为一。     

“存有三态论”下的“本体诠释学”SSCI

本文旨在阐明"存有三态论"的基本构造,以及由此而衍申成的本体诠释学。首先,回溯到一九九一年有关"存有、意识与实践"之探讨,并经由一九九六年之"道言论"而展开﹔指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态,而这是承继王船山"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的进一步发展。再者,经由"道、意、象、构、言"这五层次,而论述"本体诠释学"的基本结构,指出由"存有根源的体证"而"意向的体悟""图象的想像""结构的把握"以及"话语的记忆",这是彼此多阶而相互回环的无休止过程。诠释与生活,意义与世界,原是通而为一的,经由生活世界而有意义诠释,其中便隐含着沟通、诠释、批判与重建,永续不止。进一步,将此置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发现"人""经典"与"道"这三者互为核心,以"两端而一致"的方式,交互循环。一方面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另一方面,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两者通贯,本末为一。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

对孔子思想进行—"公民儒学"下的"道德思考",很有必要。这样的儒学不再是以心性论、主体自觉为核心,而是要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为反省的对象,以广大而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总体为反省的对象,并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构成的总体之中。从这总体之根源来说,即是从中国人的"道"上来说,这时候的"道"就不是我们生活世界之外的道,不是一个挂空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并落到笔者所谓的存有实践这一层。如此一来,要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来取代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或者简单地说,要由"传统儒学"进到"公民儒学"。     

“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南宋孝宗赵眘,以皇帝之尊著《原道论》,可谓宋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突出代表。孝宗以＂道＂统摄三教,肯定三教分工不同,各有优势,是对历代帝王政教思想的总结,也是对宋代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总结。以儒学为治世之本,佛、道为辅政之翼,佛、道归儒局面的形成是宋代以后三教关系的典型特点。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明确提出,成为此后中国文化公认的一种理念,也成为三教各自文化特点的经典表述。     

由“实体”及“主体”论儒学存有论境域的通达

儒学之定位及其当代意义的阐发,首先在于明了其根本,而儒学的根本在其哲学存有论的核心。然则儒学的存有论境域对于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说,并不是直接可通达的。这仅是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经验和生活世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而且因为我们的意识伴随着"总问题"的转换而出现过一次巨大的"认识断裂"（借用阿尔图塞的语言来说）,以致于我们在谈论自己先前的几乎全部哲学问题时,总不得不于借助或参照于近代西方的诸多观念。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儒学的存有论境域因此在今天乃是不可通达的。然而为了通达它,却必得做一番批判工作,做一番细致…     

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道家黄老学

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实际呈现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结构,其中道家黄老学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借鉴了道家哲学的道论,通过重新诠解"元"概念,使其理念中的"天"开始具有本体的意义。而在对这种本体之"天"的具体阐释中,则主要借助了稷下黄老"气"的概念,他把黄岩'无为"思想探合到其儒学体系中,其理论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在表面的儒术独尊中,实际完成了中国文化两大主流儒、过二学的一次大融合。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哲学怎样“开新”——评“据本开新”方法论

作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种方法论,程志华教授提出了与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不同的"据本开新",可概括为四个步骤:探路(现代新儒学研究);据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求同(中西哲学比较);开新(哲学理论建构)。他建构了"一体两态"或曰"一体三态"的中国哲学本体论。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来说,程教授的这种"据本开新"路径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当然,这一切的更深层的缘由还需要"溯源",即揭示作为大本大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     

徐渭超越三教的哲学思想

徐渭不仅是文学家、艺术家,也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徐渭年轻时即深受王学影响,热衷于哲学思考。他在"三教合流"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徐渭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论中》等文章及其文艺创作中。他彻底打破了儒、释、道三教的界限,主张以"道"统摄三教,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三教。他的文艺思想公允而少偏激。徐渭的思想虽然深刻,却未能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只能将艺术作为精神的避难所。     

宋代居士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宋时,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儒、释、道三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缓和,相互的融合逐步加深。但是,儒家的入世与佛教的出世之间的矛盾,成为宋代众多排佛的士大夫抨击佛教的理由。以苏轼、张商英、黄庭坚、王安石、李纲、王日休等为代表的居士们纷纷提出"儒释无二、三教融合"论,对儒家和佛教之间矛盾进行调和,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对后世的"三教融合"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人学”本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三教关系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许多重大关联。《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抓住儒佛道三教的"人学"核心,从三教的人学教化理论、三教关系的人学融合理论、三教的完人理想、三教人学的当代意义等方面,对三教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学"纲领统一下三教关系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新儒家？新道家？——论方东美之思想定位

学术界对于方东美思想定位有很大分歧。对于方东美的思想属性,依据方东美的思想特征,对照余英时对“现代新儒家”的定义的分类,可以得出新儒家、新道家、非儒非道或亦儒亦道的不同结论。方东美的思想特质在于探寻中国哲学的精神,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最终归本生命哲学。     

唐君毅论《不真空论》与玄学“有无”之会通义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有关僧肇《不真空论》与玄学在物之"有无"问题上会通的观点进行了检讨,认为唐君毅对《不真空论》的主旨存有较为明显的误读、误解。     

太虚、陈撄宁与佛、道两家的现代化

儒、释、道三教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释、道二家是学术关注较少的领域,该文通过对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和陈撄宁仙学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对比研究,在学术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者分别代表佛、道二家回应近代中国社会,迎接西方科学文明的挑战而对中国佛、道二教的现代化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从宏观上历史地分析了二者在佛、道二教现代化史上的历史作用.     

“良知自我坎陷”说与儒学的现代新开展

"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乃至现代新儒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归结。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争论参与者对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良知自我坎陷"说很难真正为中国文化带来科学与民主,自现代新儒学"道问学"的理路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提出质疑,从外在于儒学的立场更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做出更为严厉的批评,但如果仅就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言,"良知自我坎陷"或许是一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理路,从而很可能会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久远影响。     

三教一致论在日本中世禅林的历史变迁

宋元时期,中日交流进一步展开,当时盛行于中国佛教界的三教一致论与禅宗一起传到了日本。传入日本之后,这一理论作为禅僧的＂助道＂工具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与禅僧外典研究的展开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不仅使三教一致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普及,同时也促进了日本禅林对儒道典籍、思想的研究。中世后期,由于禅宗的衰落及时代发展的新需要,儒学乃至老庄的研究都无需再依附禅宗发展而走向独立,三教一致论因此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最终在思想界销声匿迹。     

熊十力的新易学

熊十力创立了自己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新易学,成为现代新儒学大师。一、“归本《大易》”的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对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大家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归本《大易》”,完成了他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建构。他的哲学本体论建构,学术界一般认为1932年其《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原名《境论》)正式出版就已宣告完成,这是不妥的。他自己在1952年删定的《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的《删定记》中就明确指出：“《新论》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即使1944年出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其哲学本体论建…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