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问题”的哲学反思与时代意义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以富国裕民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宝典,《道德情操论》是以实现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之典范。但对这两部著作,后世始终存在争议,这个争议后来衍生为经典的亚当·斯密问题。实际上,这两本著作的思想本质是高度统一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是由于误解其著作而产生的。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亚当·斯密问题以及自爱原则仍富含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哲学反思价值,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重温亚当·斯密:对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本文主要通过重温亚当·斯密的学说,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四点思考:首先,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伦理的经济学;其次,中国经济学应该是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再次,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具有想象力的思维科学,唯有这样,中国经济学才能摆脱落后的、始终追随西方经济学而很少有自己学说创新的贫乏、滞后状态,才能在不远的将来产生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这是现实和时代的迫切要求;最后,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的科学。     

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哲学透视

古典经济学的一代宗师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是对市场机制、市场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乃至非经济行为的形象表述。这一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的背后看到了左右这些现象的本质即客观经济规律,证实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使经济学不再是一种纯现象的描述,从而进入了它的科学发展阶段。“看不见的手”理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理论、价值规律理论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之一。考察分析这一理论,对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具有促进人们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现实意义。     

从傅玄、亚当·斯密赋税原则看中西古典经济思想的契合

中西方古典经济思想虽齐头并进、渊源有自,但两者存在着诸多契合之处。以税收思想为例,西晋思想家傅玄所提出的至平、有常、赋民所出、积俭趣公等四原则,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平等、确实、便利、经济四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傅玄与亚当·斯密赋税原则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概括而形成,他们思想的契合并非偶然的特例,中国古代思想家还在善因论、轻重论、农本论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古典经济思想家存在相同或相近的认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源应成为当下正在努力构建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之一。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看不见的手"、理性设计与社会发展——斯密发展观及其当代意义

“看不见的手”并非纯粹的经济分析工具,而是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除去经济学、神学等意义外,“看不见的手”原理具有深刻的发展观意蕴。它不仅揭示了国民财富自然增长的内在机制,而且阐发了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思想,强调社会发展本质上不是理性预先整体设计的结果,而是每个个体在“看不见的手”牵引下相互作用的自然结局。上述思想对于后发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承而非颠覆:从古典、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

从古典到新古典再到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两次质变突破,是经济学历史传承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和推动结果。其中行为经济学通过在经济学中纳入对异质经济行为动机的研究,而使得以同质经济理性为基本假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特例情形,因此它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学派或颠覆性理论,而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此外,由于理论的相对真理性,我们不能把理论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等同于它的唯一和最终形式,或无视理论的相对真理性而对其加以滥用并作为对其他理论妄加批判的依据。故行为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的最终形态,它同样是经济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并仍将继续发展下去。科学的经济理论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经济学帝国主义下的法律经济学运动

近数十年来 ,在西方经济学界 ,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渗透 ,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 ,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律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它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 ;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本文在阐述了法律经济学的基本轮廓后 ,提出了法律经济学形成给予我们的几点启示。     

经济思想成长中的自发秩序传统:从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

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斯密———门格尔———哈耶克而发展的自发秩序传统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思想源流。这一传统认为,在复杂的社会中,人类理性具有重大的局限性,因此,它并不能为我们设计有效的社会制度和良好的经济秩序。相反,在恰当的法律规则约束下,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分散的、自发的经济活动,便可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促成社会制度、经济秩序的生成。他们对于人类理性局限性的认识、社会制度与经济秩序生成机制的理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的观点,在今天仍对我们有深刻的启迪,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经济学的历史和推知其未来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论法律家的素质与法律制度的有效性

本文主要围绕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对法律家的素质所提出的要求进行论述 ,即论述法律制度有效性的内在规定性 ;法律家的业务素质对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行和高效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法律家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重要保障因素 ;法律家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的建构、运行以及高效实现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论亚当·斯密对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贡献与影响

仅仅根据绝对优势原理的局限性就对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做出过低评价是极为不公的。在批判重商主义体系的基础上,斯密对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利益做了多方面的理论开拓,这不仅为李嘉图等人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是战后新贸易理论以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斯密的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应得到高度肯定。     

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关于合作思想的比较

通过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合作思想的追溯和比较,本文指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从分工、交换的角度来研究合作,强调交换能力和交易费用对合作的影响.在弥补"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的不足时,亚当·斯密将"同情"作为合作产生的基础.马克思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合作,强调分配和所有制关系对合作的影响,认为人的发展、合作偏好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共同演进,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作为合作发展的基础.     

伦理视角下“亚当·斯密问题”的现代解读

本文从分析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入手,引出了三个有意义的现代话题,即尊重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加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融合,以及伦理学在高科技时代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并对经济建设中的道德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思考。     

言论的界定与法律保护：一个法律经济学视角

言论旨在表达和传递思想信息。法律的经济分析显示,言论不能限于“纯言论”,某些行为也能界定为言论,“象征性表达”和“言论附加”之行为即是如此。满足汉德公式时,言论才能受法律保护。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

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提到中国,并提出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白银的流通和价格。但与西欧国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早已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描述相差无几。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因为极端轻视对外贸易,轻视制造业,以及落后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斯密显然已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重要性,所以,他屡屡对中国的海外贸易政策提出批评。斯密的思想成为当时英国的官方学说,并进而可能影响了英国的对外政策。     

论亚当·斯密及其价值观点

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崇尚自由市场竞争。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区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价值理论,从而确立了其在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经济学的道德中性与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斯密悖论"

亚当·斯密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著作,一是《国富论》,二是《道德情操论》,前者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根基,后者成为道德哲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而前书中利己主义的人性假设和后书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经济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互为矛盾的悖论。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道德中立姿态和经济学家的道德关怀问题,剖析道德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科学定位,并进而由对《道德情操论》中四个关键词的梳理,从斯密自身的逻辑阐释了长期纠结学界的所谓"斯密问题",从而达成了斯密体系中两种看似相悖的人性假设的和谐统一,完成由"自我赞同"向"社会赞同"的过渡。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