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社会空间对失地转制居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失地转制居民的彻底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我国顺利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失地转制居民形成对自我新身份的认同的接纳,是他们面对城市社会,适应新生活的关键性因素。制约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化和身份认同的既有体制性的,也有个体性因素,而失地转制居民所居住的社会空间——城中村,是制约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化和身份认同的另一重要因素。城中村社会空间具体来说通过其独特的物理建筑、居民的人口特征、经济生产功能、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区的习俗等具体的空间表征来建构和影响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换和身份认同。     

住房需求、社会支持与个体压力对青年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广州数据的路径分析

随着社会转型加快与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个体面临的社会压力也与日俱增,城市青年的精神健康状况引起社会关注。在综合国际社会学界精神健康研究与我国本土经验基础上,本研究使用2010年"广州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对城市青年精神健康影响因素从个体压力与社会支持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青年精神健康与其承受的压力密切相关,压力越大青年负面情绪得分越高。而压力又与青年的工作状况、得到的社会支持以及住房需求等密切相关:工作状况越好,压力越小;住房需求是青年压力的重要原因,在未来一年两年之内有购房需求的青年生活压力显著高于无购房需求青年;而社会支持能减缓青年所承担的压力,在遇到困难时能获得的帮助越多,其压力感越低。工作状况、住房需求和社会支持除了以压力为中介影响青年健康状况间接产生影响外,同时也直接对青年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重塑国民：中华民国社会共同体重构的元身份问题

以“元身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获悉社会共同体重构的规律性认识。在近代中国,伴随着“重塑国民”的元身份变革,社会共同体进入了反反复复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国民”身份重塑中,各种复杂的力量围绕着不同的元身份展开激烈的争夺,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分化和对立。社会共同体的重构不可能脱离对个体存在意义的基本界定,现代国家加强共同体建设,必然需要型塑个体的元身份及其意义内涵,从而构建元身份所结构的共同体形态。只有当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围绕着元身份产生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健康对老年人生活掌控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期数据的分析

老年人的生活掌控感程度对其身心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但已有研究既缺乏对微观个体层次的探讨,也较少有聚焦于健康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掌控感之间关系的专门研究。用老年人自评健康作为健康的代理变量,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期数据58个国家和地区的13399个老年人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其生活掌控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的分析显示这一正向影响被低估;年龄、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在自评健康与老年人生活掌控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因此,老年人友好型的家居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的健康压力,增强老年人对生理机能衰退的积极认知和管理能力,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掌控感水平。     

法治的社会力量:民众法律知识积累的社会资本机制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和社会资本理论,考察民众积累法律知识的过程机制与差异性。实证分析发现：(1)民众的法律知识受其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党员身份、体制内就业、非农户籍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正向影响;(2)社交时间投入、亲属聚会、朋友聚会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不但提供了法律知识的交流环境,而且激励人们阅读和讨论时事,不断更新和充实法律知识;(3)社会资本缩小了社会阶层地位所产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差异,协同正式制度推进各个社会群体成员学法懂法。这些实证发现预示着,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资本是民众积累法律知识、实现普法效果的重要社会机制。     

流失与更替:工人、农民数量与结构变动分析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82—2000年中国工人、农民两个职业的变化情况说明,这两个职业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主要体现为(1)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2)原来的工人大量流失;(3)农民与工人职业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4)工人、农民身份的变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紧密联系。目前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存在着比较大的隐患,如果对这种模式的缺陷认识不足,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因素。     

中国当前社会问题的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可分为三类:民生类问题、社会公正类问题和健康安全类问题。对不同类型社会问题的关注群体的特征进行区分,可以得出影响公众对社会问题感知的因素和机制:(1)个人生命历程和城乡因素会与特定的社会问题相关联;(2)作为个人困扰的生活压力会明显地强化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感知;(3)经济状况与教育程度这两个因素对不同行类型社会问题的感知影响方式不同。对民生类问题的感知而言,经济程度有重要的负向影响;对社会公正类问题的感知,教育水平是更强的驱动因素;对健康安全类问题的感知而言,经济程度和教育水平同是正向的影响因素。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