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金色笔记》中的意象隐喻解读

《金色笔记》是小说家多丽丝.莱辛的一部代表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隐喻手法的应用,将小说的主题深刻地表达出来。文章主要是从意象隐喻入手来解读小说,重点从小说中出现的"推石头上山"、"笼子里的老虎"以及有关"水"的意象隐喻来分析和深化主题,以此来帮助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小说主题表达和深层内涵。     

民国社会小说《广陵潮》的民俗学意义

民国初年通俗小说<广陵潮>中充满了对民俗民风的细腻描摹和叙述,由此折射出一定社会民俗背景下人的观念、情感和心路历程,进而使读者感知历史的况味和生活的本质,因而其具备鲜明的民俗学意义.同时,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和民俗叙事,丰富了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和意义承载,人物性格在浓郁的民俗氛围中得以立体和丰满,民俗亦成为民国时期通俗社会小说的内在基因延续着中国小说的"俗"的传统.     

小说元素组合之透视

本文从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出发,深入小说构成的本质,对小说元素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从人物心灵、遭遇(故事)、性格等三个层面进行了透视,对此三元素所传递出的信息给予了审美的分析。     

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

进入20世纪,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小说这种"大众化"的艺术,日渐"精英化"和"小众化",并进入了"怀疑的时代",而"小说的消亡"成为被经常谈及的话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和意义,这表现在对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超越意向,从而打开了小说创作的新时空。不过,由于现代主义思潮和小说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过于注重形式、技巧,过于悲观绝望,从而带来了其形式主义倾向、强调小说的人物主宰论、凸显读者主体论等弊病。而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去作者化"倾向,这又必然导致小说创作在伦理层面的"去伦理化"趋势,导致作者道德意识的淡化和伦理作用的弱化,造成作者与人物及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断裂,使得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伦理建构的弊端。鉴于此,我们应纠正"去作者化"的小说理念,克服非道德化、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以便重归和继承伦理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     

"清新俊逸"遮蔽下的"欲望"书写——对茹志鹃小说《百合花》的一种读解

茅盾对茹志鹃小说《百合花》的高度评价,一方面为这篇小说赢得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小说中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展现这篇小说对战争背景下人的"欲望"的美丽风景的叙述.     

论鲁迅小说人物形象内涵的启蒙指向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丰富深厚的内涵,显示了作者精神结构中"启蒙自我"和"反思自我"相互纠缠互诘的特征,作者通过小说的叙事对人物形象内涵进行整合,将两种因素有机的融合,从而使小说的人物形象又呈现出非常明晰的启蒙指向.     

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学”范畴

"学"是明清小说评点中主体性素质范畴之一。小说作者或评点家往往才学兼备,"学"是"才"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动力。小说正文和小说评点均饱含了作者和评点者的深厚学识,读者从中可收获广博知识,提升学问。小说的通俗性决定了小说中"学"的有限性,小说中的"学"应无损小说的艺术之美,"学"的成分的多寡亦不能成为衡量文学艺术作品好坏的标准。小说评点家用丰厚的学识为读者"揭出一段精神"。纵然"学"是明清小说评点中的重要范畴之一,但小说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具有了"学"的成分而提高到举足轻重的位置。     

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的交流模式研究

交流模式是指在作者、读者互动前提下进行文本分析,特别强调文本的意义如何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读者。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是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交流模式转变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著作为理论基础,着重于费伦对布斯的继承与超越,探讨在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文本交流模式是如何由作者本体论到作者、文本、读者循环互动推进的,通过文本交流模式发展轨迹和完善过程的描述,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叙事理论的优势和特长,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叙事理论的修辞性转向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它为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空间。     

"阶级斗争"背景的超越--重读《艳阳天》

本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体框架,凸显极左思潮印记的《艳阳天》,其客观内容与浩然的创作初衷并不完全一致。因得力于作者对当时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与了解,小说中实际隐含着人性异化、宗法意识、极左思潮、诗意情怀之类超越了政治背景的深层内涵。至今,这部小说之所以仍能得到许多读者的推崇与喜爱,或许正是与这些深层内涵有关。     

论方方小说的武汉书写

方方小说的叙事背景几乎都在武汉,至少也与武汉息息相关。武汉地域文化滋润、培育、成就了作家方方,作家方方也以自己孜孜不倦的勤奋创作丰富、充实、拓深了武汉地域文化内涵,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立此存照",构造了文学武汉的"平行空间"。方方通过对武汉市民文化的"零距离"呈现,实现了"新写实小说"的异军崛起,其独特的市民精神、风俗风景、方言地标等的展示和表现,构建了当代小说史上崭新的美学空间。     

集体意识与个人感受--论小说史构想的审美之维

本文探讨运用现代美学逻辑解释小说史的必要性.作为一种特殊交流活动的中介,小说一方面必须顺应交流规则,满足读者集体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发挥作者的个人化独创,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因此,仅仅运用集体性概念去串联小说史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审美之维.历史地看,集体性的民间概念难以阐释经典小说的审美内涵,五四以后的一些优秀小说创作则突显了现代审美精神中的个人化之维.在经典消失的当代,严肃小说被边缘化,其中必然蕴涵着对集体性的"文明、进步、美"进行反思的现代性审美价值.     

论晚清小说兴起的内在理路

晚清是中国近代小说形成的关键时期,它创造了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公共话语空间",①用以宣传启蒙价值.文学之"美"在商业之"利"和启蒙之"用"的夹击下被消解殆尽的同时,却也一并"塑造"了晚清小说的基本面貌,而它们的共同指向只有一个--读者.     

李绿园《歧路灯》的文化担当精神谫论——从王氏的母亲形象谈起

清代中原作家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从创作思想、创作选题、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小说高扬"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小说关于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的创作选题显示了作者对社会未来的忧思;而小说中王氏的母亲形象所彰显的文化内涵,既是作者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折射,也是解读中原文化精神的锁钥。     

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的互文性解读

巴塞尔姆后现代主义小说《白雪公主》嫁接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但二者创作风格迥异。对作者而言,互文性是其"叛逆性创作"的重要手段;对读者而言,互文性带来了"痛并快乐"的"极乐"阅读体验,帮助读者解读后文本的白雪公主角色塑造的矛盾性和悲惨命运,揭示作者的创作深受前文本的传统和作者所处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     

小说叙述者二题

一、谁是小说叙述者 小说,作为叙事性作品,总是有一个叙述者在那里向读者讲述着一切,不管这个叙述者在作品里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甚或有时它将自己的真身隐匿得难以寻觅,但是它在小说中却是切切实实地存在着。那么,这个叙述者究竟是谁?有人认为,传统小说所惯用的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的叙述者与作者是合二而一的;而有的人又把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叙的作品称作“自传体”、“私小说”,认为那个讲述着一切的叙述者“我”是作品中的     

情感的退位与理性的反驳——铁凝小说《秀色》解读

情感的退位与理性的反驳——铁凝小说《秀色》解读西慧玲铁凝被读者认知是从《哦,香雪》开始,她用饱蘸情感之笔为读者勾勒了一幅至真至纯的乡村女孩子的心灵画廊。在这篇小说里,人们读解出的是隐匿在贫穷落后之中的希望与向往。而铁凝的新作《秀色》,却用冷静凝滞的语...     

论《马丁·伊登》的创作动机和"个人主义"主题

关于<马丁·伊登>的主题,作者杰克·伦敦以为意在"攻击个人主义",这与评论家、读者们肯定小说"个人主义"的观点竞相矛盾.实际上,在这本充满作家个人印记的小说中,尽管创作者有着明确的主题意向,但在具体创作的过程中,还会受到艺术体验和内在动机的影响,因此小说呈现出"攻击个人主义"的主题偏离.     

古代小说中的异境建构

古代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异境"的描写。文章从三方面对其生成进行阐释:想象思维、宗教民俗以及作者和读者,以期对古代小说中的"异境"建构有系统把握。     

“你”听到了什么——《国王在听》的听觉书写与“语音独一性”的启示

人际听觉沟通中传递的声音与气息发自肺腑深处,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感性特征,是文学艺术研究应当特别关注的对象。卡尔维诺小说《国王在听》中的听觉书写,对应了声学家和符号学家总结的三种倾听模式——因果倾听、语义倾听与还原倾听。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这个故事,既有利于彰显听觉感知的模糊性,又有暗示每个读者都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用意。将倾听者设定为国王,乃是出于"居高听自远"的叙事策略——没有谁会比高高在上的国王更在意来自四面八方不利于己的响动。以屏蔽了具体语义的女子歌声来唤醒国王,则是为了突出"语音独一性"的魅力,作者此举被认为是颠覆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或曰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奠基石——迄今为止的研究只关注普遍的语音,而忽略了语音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简单事实。文学界虽然早就认识到"文学即人学",但在对具体人物的认识上仍未摆脱形而上学的偏见,虽然罗兰·巴特称语音为人的"分离的身体",但许多人还未深刻认识到具体的语音与语音后面的"活人"之间的联系。卡尔维诺揭示的"语音独一性",在中外叙事作品中都有形形色色的反映和流露。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