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法律保护研究

传承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在人。但仅重视个体传承人认定而忽视团体权益的保护，将严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法律保护是重视非遗传承主体保护与认定的政策要求，是促进非遗传承队伍的多元化现实需要，也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延续的发展需求，更有团体人格理论及文化权利理论做支撑。当前，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保护还存在性质与内涵认识不一、认定机制不完善、相关权益不明确、有效管理体制未建立等问题。建议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保护的相关立法，合理明晰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概念，统一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认定条件和程序，加强对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权益保障，建立健全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扶持、考评、退出等管理制度。     

群众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研究

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而群众文化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需要从事文化建设者调动社会成员的参与积极性,投入到群众文化活动之中,齐心协力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非物质遗产文化(以下简称非遗文化)源远流长地传承下去.本文首先阐述了非遗文化...     

文化生态视野下霍童线狮传承保护研究

霍童线狮是霍童“二月二”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在旅游业发展以及地方非遗保护工作推动下,霍童线狮跳出了民俗活动的固有场域,走上了旅游展示的广阔舞台,其传承保护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本文试图在文化生态的视野下,挖掘霍童线狮的价值,探究霍童线狮的“变”与“承”,思考其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为此类非遗的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和旅游开发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要深入挖掘、传承、保护农耕文明中的文化瑰宝。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生产生活实践等的历史记忆,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着牢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坚定乡村文化自信,凸显地域文化特色,增强乡村文化生命力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实践中要保护其原真性,确保文化归属特质的延续,避免因原真性流失引发文化问题。为了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商业化降低文化价值,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化损害文化意义,旅游开发进程中原真性保护路径包括激发乡村居民主体性,深化主观原真性认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合理赋权,避免过度商业化,推动其文化实践的复归。借助非遗旅游实践助推乡村文化振兴要讲好乡村非遗旅游开发中的乡土故事,用好乡村非遗旅游体验中的文化空间,谱好乡村非遗旅游产品美的乐章,做好乡村非遗旅游营销中的文化传播。     

文章合为时而著——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文汇》一书出版

在中国非遗保护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黄山市政府联合主办（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承办）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高峰论坛”于徽州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屯溪隆重举行前夕,黄山学院方利山研究员关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学术专著《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文汇》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发行,这不仅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学术领域掘进的新探索,而且也是徽州学研究的新成果。     

韶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研究

广东省韶关市目前有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项,传承人70位。非遗传承人存在着年龄偏长、后继乏人、缺乏资金扶持、资格的认定与退出缺乏可操作性细则等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政府财政投入与扶持的不足,非遗的特点以及非遗传承人自身的市场意识、经营开发的能力与水平的限制等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国家与社会都需要加强对非遗及其传承人的重视,加强对非遗及其传承人的立法保护与规范,加大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扶持资助力度,创新非遗传承人+保护与传承模式等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原生态与善本再造——论"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

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既要注重原生态本质的保护,又要将其善本再造,使之融入当今社会,贴近广大民众的生活,适合社会的发展.本文通过把井陉拉花改编为大众健身操的设想,探讨如何使非遗文化更好地得到传承与保护问题.将井陉拉花改编成广大民众参与的健身操,引入全民健身的范畴之中,既可以达到传承与保护"非遗"的功效,亦可达到促进参与者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域文化与民间生态——论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的活态思维

当前传统戏剧类的非遗保护应标举活态思维。中国传统戏剧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生长机制,同时也面临着受众市场变迁的挑战。传统戏剧在积极应对市场化报偿机制介入的同时,更要明确其在地域文化和民间生态中的生存现实,从而才能在民族文化认同与现代市场消费机制的互动中寻求良性发展,复归活态的非遗保护生态园。     

服务场景对非遗产品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但非遗传承人的传承意愿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非遗产品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本文从服务场景视角探讨非遗产品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非遗产品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理论模型,提出要素间的理论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得出结论：一是服务场景通过影响消费者对非遗产品的文化认同,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二是服务场景能够影响消费者对非遗产品的感知价值,进而产生非遗产品的购买行为;三是消费者的文化认同对非遗产品感知价值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四是非遗产品的文化认同和感知价值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非遗产品感知价值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要高于文化认同的影响强度。     

京杭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机制研究

实现和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是京杭运河非遗保护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共同需要和必然选择。良性互动关系是以良性互动机制来维系和支撑的。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良性互动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动力机制、合作机制、互利机制、创新机制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京杭运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机制,应当全面实施运河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估,大力加强旅游开发中的运河非遗保护,充分发挥运河非遗传承人的双重积极作用,合理开发运河非遗旅游产品,完善政府调控监管职能。这可以为其他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论文化生态视域下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策略

城市文化生态是鲜活的且具有历史性的系统,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轨迹及其在当下城市文化中的生存状态,都与城市特定的文化生态紧密关联。从文化生态视野出发,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梳理"非遗"历史发展脉络,而且可以更全面、更科学地审视当下"非遗"保护的理念与策略。     

后殖民视域下非遗海外传播研究

非遗海外传播对于提升民族文化话语权,加速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流通具有重要意义。在后殖民语境下,非遗海外传播者需要书写本土文化身份和异域文化身份混杂的离散者身份,以离散者的视角构建媒介反话语、语言民族主义、杂合等模拟策略以解构媒介帝国主义和语言帝国主义,建设跨文化非遗文本,促进中国非遗打破疆域限制,用中华文化符号诠释中国形象。     

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也越来越受重视。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产性保护通过市场的流通环节,将传承人、非遗项目与民众紧密的联系起来,促进了非遗项目在当代社会价值回归,推动了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学界在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问题上存有争议,而政府是保护主体的观点较占优势。但此观点隐含着非遗传承主体不是保护主体的悖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非遗保护实践中也有行政化过多、民众缺乏主体性的弊端。国内外迄今出台的相关权威文件关于非遗保护的内涵与任务的规定也存在主要关注政府工作而对社区参与重视不够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根本上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非遗的传承与展演必须遵照民众的固有方式与传统。非遗保护的主体应该是以社区民众和传承人为主的社会各方,其中政府部门是起组织、推动作用的关键力量。     

格萨尔口头传承与民族文化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史诗格萨尔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一次是1959年,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通过半个世纪的持续抢救与保护,格萨尔口头传统得到了有效传承并走向了世界。这两次大规模的抢救工作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关键在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政府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容乐观的是,目前这一口头传统正在走向衰弱,因此保护与抢救格萨尔口头传统,是我们继续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为抢救与保护史诗格萨尔口头传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政府层面与学者层面上的认识已经与国际接轨,然而真正的保护是在基层,即只有让基层从事非遗保护的干部认识到位,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及文化自强,才能把民族文化的保护落到实处。目前非遗保护的理论滞后于人们申遗的热情,保护的机制与措施还不够全面与完善,非遗保护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如对口头传统的保护,是将其记录成文字放入博物馆,还是在发展变化中加以保护等。     

论赣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上犹县门匾文化个案研究

"门匾文化"是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极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客家历史文化渊源,反映了上犹客家人的历史、姓氏来源、艺术审美、家教家及民俗风情。但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加之政府投入不足,上犹门匾文化也受到冲击,面临保护与传承的困境。为此国家应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加大对非遗传承者的资助扶持力度,加强对非遗研究专家队伍建设,打造以门匾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项目,重视对非遗传承的培训教育,促进上犹门匾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的良性循环。     

非遗资源产权确认与交易的立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定族群世代创造并传承的文化资源,其"活态性"特征会随着时代变迁而融入新的文化理念、精神内涵。非遗资源的产权确认与产权交易,离不开非遗资源的创新创造,离不开创意成果的市场转换。当下,有必要依循非遗资源"公权"与"私权"并存的法律属性,结合非遗资源广阔的市场前景,在尊重非遗、保证非遗传承"原真性"的基础上,以公法和私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立法内容,关注核心技艺与核心意蕴的产权确认、产权授权和交易监管,确定产权交易的基本原则,以保护与发展并存的理念,展现非遗的文化价值与资源效益,守护私权权益。     

人民性与时代性——非虚构视阈下央视中国非遗纪录片的当下书写

央视中国非遗纪录片的当下书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记录日常生活中的非遗，阐释其中的时代价值，通过非虚构的纪实方式，强化此类影像的真实性。其目的旨在强调中国非遗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拉近当下受众与非遗的认知距离，使受众重拾了解非遗的兴趣，从而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助力。     

从非遗的系统性看非遗文创与“本真”的背反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非遗”)亟需存续保护,另一方面文创产业催生了非遗“非物质”的物质化、符号化生产形成的纷繁的文化样式被广泛推崇。文创产业往往被期冀能够推动非遗的存续,然而文创产业的复制性生产和对最大化利润的追求恰恰是拆解非遗伦理的过程,由此形成了悖论。发展和经济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否认文创产业对丰富文化多样表现形式的贡献,而且手艺人设计制造的手工艺品可以申报专利或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但如果“以文塑旅”被简单地理解为用文创生产刺激旅游产业、旅游经济的增长,并片面地将经济增长设定为文化发展的目标,则可能对非遗保护传承产生不利影响。     

蒙古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简称阜蒙县)是阜新市"非遗"项目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中,以蒙古贞(也称蒙古勒津)蒙古族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非遗"为众多。本文认真总结了蒙古贞"非遗"挖掘、保护的阶段性成果,揭示了当下蒙古贞"非遗"挖掘、保护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站在阜新市全市"非遗"工作的角度,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蒙古贞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的有效对策,有望为蒙古贞少数民族全力推进"非遗"挖掘和保护工作,尽一份义务和责任。